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尴尬的两截
作者：周 游
一
钱谦益活了83岁，在官场上滚爬了半个世纪，然而在他的履历中，真正当官的时间也不过四五年，大部分时间则是过着优游林下的日子。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入阁执政，其次是修一代之史，但二者均未能如愿以偿。钱谦益虽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失节降清，遭到遗老遗少的蔑视，后人也因此非议他的人品，从而对他的文品嗤之以鼻，称其为“两截人”。
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被无数文人学士奉为金科玉律，这是文人进入仕途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途径。才华横溢的钱谦益无疑具有优势，他也坦言：“我本爱官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钱谦益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编修。几个月后，由于父亲病故，他不得不回到家乡服丧守制。守制三年后他并没有复出，而是在乡里整整闲居了10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才官复原职。没想到，他很快又碰到麻烦。
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出任浙江主考官时，被牵涉到“科场舞弊案”中，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无关，但还是因此被罢官归乡。天启四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从事编纂《实录》的工作，后来因为与东林人士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交往密切，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之中。
在这场阉党发动的整肃异己的政治风潮中，钱谦益又一次被革职回乡。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打击魏忠贤及其阉党，发动了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逆案的运动，并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钱谦益官复原职，很快升任礼部侍郎。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他的声望、才学鹤立鸡群，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之中，引发了会推阁员的“枚卜之争”。
心机颇深的温体仁借口天启元年的“科场舞弊案”中钱谦益的问题还未搞清，横加诬陷，让钱谦益有口难辩。明思宗不加细察，无端给了钱谦益一个革职处分，温体仁得以顺利地进入内阁，日后又升任内阁首辅。他忌惮钱谦益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遂指使常熟人张汉儒诬告钱谦益58条罪状，把乡居8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无端蒙受不白之冤的钱谦益在狱中上疏申冤，通过亲朋好友为之多方奔走，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明思宗发现温体仁结党营私，痛下决心罢了他的官，释放了钱谦益。然而，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困顿。
命运好像总是在捉弄钱谦益，一次次地把他抛到政治的圈外。从他首次入仕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他三起三落，旋进旋退，没有什么政绩可言。
事实上，钱谦益虽有才华，却天真浪漫没有城府，对于官场风云的瞬息万变穷于应付，没有能力抵御猛烈的政治浪潮。如果当时他能激流勇退，专心于学问，定能开拓出另一番天地。但他在政治上太热衷于进，不甘心就此作罢，反而在“仕”的旋涡中愈陷愈深，终日栖栖惶惶、营营役役，继续寻找复出的机遇和门径。
二
甲申之变，北京失守，崇祯自杀，南京诸臣议立，钱谦益等人主立潞王，而凤督马士英等人为争拥立之功，立福王即位，改元弘光。马士英出任兵部尚书，并且兼掌内阁实权，而钱谦益就座礼部衙门。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似乎给钱谦益带来了“曙光”，有文字记载，弘光年号就是钱谦益提出的，“含弘光大”(《易·坤·象》)之意。不过，也有更多的事实表明，他在南京的许多活动并不光彩。
据谈迁《枣林杂俎》记载：“(阮大铖)日同(马)士英及抚宁侯(朱国弼)、诚意伯(刘孔昭)狎饮，后常熟钱侍郎谦益附焉。钱宠姬柳如是，故倡也。大铖请见，遗玉带日：‘为若觅恩封。’自是诸公互见其室，恬不知耻。”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也有记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大铖)赠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其丑状令人作呕。嗟呼!相鼠有体，钱胡独不之闻?”
钱谦益为何如此献媚?据谈迁《国榷》、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等书中记载：“(钱)谦益觊相位，日逢马(士英)、阮(大铖)意游宴，闻者鄙之。”
阮大铖，安庆怀宁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与马士英同时得中会试，曾经依附于魏忠贤，与“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迫害东林人士。崇祯二年，清查“阉党”逆案时，阮大铖列入从逆分子名单，以“交结近侍又次等”判处削籍，按刑律得处徒刑三年，后准许纳赎为民，但是“永不叙用”。
崇祯十五年，在阮大铖花重金活动之下，马士英罪废起用。为了了却这笔人情债，完全掌控弘光朝廷，马士英挟制福王，清除所有“护持局面，阻抑大铖”的大臣，“内批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但马士英顾忌舆论压力，在难以名正言顺实施的情况下便要钱谦益以东林领袖的身份出面表态，为“阉党”翻案。于是，钱谦益写了《矢愚忠以裨中兴疏》，疏立了四件大事一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的幌子下，强调“不复以党论异同徒滋藩棘，则人才日出”，为逆案中人进行辩护，最后笔锋一转，看似不经意地带出一句：“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这才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阮大铖已经是“内批”的兵部右侍郎了，所以他必须为他找到合法性依据。
钱谦益以东林领袖的身份强调“不复以党论异同”，捐弃前嫌，推翻逆案。文秉曾经在《甲乙事案》中评论此事说：“时马、阮欲尽翻钦案，擢用杨维垣诸人，以钱(谦益)为东林领袖，欲令钱疏荐，以塞众议，以爰立诱钱，钱遂出此疏。”
应当承认，钱谦益在奏疏中的立论不能说毫无道理，比如他指出的“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确实是晚明政治中的一大问题，但是据此企图抹煞阉党迫害东林人士的事实，为那些卖身投靠魏忠贤的“逆案中人”翻案，为阮大铖等宵小之徒张目，无论如何都有悖于历史，也有悖于他自己的良心。轻而言之，是为了仕途的飞黄腾达而讲了昧心话；重而言之，是出于私心，晚节有亏。
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谈及此事时，作出这样的评论：“(马)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以(钱)谦益人望也，属荐之。谦益乃阿士英指，疏列四事，日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钱谦益心甘情愿地被马士英利用，：看来是不争的事实，其目的或许像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是珍惜人才。然而，事与愿违。
“逆案”洗刷之后，阮大铖并没有捐弃前嫌，而是小人得志，立即报复。他大力起用“逆案中人”，网罗爪牙，效法魏忠贤对付东林党的办法，编《蝗蝻录》、《续蝗蝻录》，又作《蝇蝻录》，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
为这样一个人鸣锣开道，钱谦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
遗憾的是，南渡的朝廷只支撑了一年，当豫亲王多铎攻下南京之时，刚在南明朝廷出任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就被清朝廷“诱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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