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白员：一个无名集团的胜局（下）

作者：吴　思

　　百娃监督的利害计算
　　
　　从理论上说，真正能阻挡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白员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只要民众保护好自身的血汗，滔?舀江河就可能变成涓涓细流。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也寄希望于人民。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写下了一段充满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说：过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法之徒，一到任就与吏员、衙役和顽恶泼皮勾结起来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本想依靠官员替百姓辨别曲直，但是19年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今后，民间的老人和豪杰要帮助我安民。如官府徇私枉法，就给我把刑房(近似县法院)官吏捆来；赋役不公平，给我把户房(近似县财政局)官吏捆来……只要民众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贪官污吏就会全部转化成贤人。为什么呢?因为良民自己能辨别是非，奸邪难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员成为好官。谁敢阻挡民众捉拿贪官污吏，将会被满门抄斩!
　　群众监督政策的实行情况及其效果如何历史记载不多，难以作出准确评估，但从零星记录可以看出，确实有一些百姓使用了这种权利并且获得奖赏，也有一些刁难权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盖甚至被处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笔调记载了一个县官向老百姓求饶的故事：
　　乐亭县(今河北乐亭)的主簿(县府三把手)汪铎，擅自征发劳役，逃避劳役者要交5匹绢。结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赵罕辰等34人联合起来将其绑缚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10名“的当”人、“说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两种为白役)幡然悔悟、改正错误，协助赵罕辰等人将具体执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统管全县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领导)张进等8人一并绑缚进京。走出乐亭县40里后，县主簿汪铎求饶说：“我14岁读书，用灯窗之劳换来了今天，你免了我这一次吧，别毁了我的前程。”
　　但设身处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百姓的监督真要成为现实，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条件。
　　首先，打听信息是需要费用的，到县城里摸情况需要时间和金钱，需要有关系，找对人，这些并不容易。
　　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官吏衙役也不至于笨得让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
　　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钱、花时间的，有的时候定义模糊，潜规则当政，再加上档案保管严格，百姓根本就别想弄清楚，即使费劲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产了。
　　再往后，过五关斩六将闹清楚了一切，绑缚几个人从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盘缠?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当是否够用?他们反抗或逃跑怎么办?百姓有权将其监禁甚至击毙吗?
　　最后，终于把贪官污吏和白员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谁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们这么容易说上话，自己去告状就行了，何必抓人?抓来了被告他就会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吗?况且各级官员向来把百姓当皮球踢来踢去，万一他们再把我们踢回四川去如何收场?
　　上边提到的所有风险、成本和技能，本来都该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征税，雇佣许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专家，又雇佣许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赋予他们镇压反抗的权力和武器，每年还要拨出大笔的差旅费和办案费。朱元璋指望老农民把这一切都承担起来吗?如果真由他们承担的话，恐怕比承担贪官污吏的侵害还要倒霉。而且，这么做有生命危险，难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毙，让你捉去灭族吗?
　　总之，朱元璋的“群众监督”并不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群众监督也有并不干净的一面。如某些刁民滥用这种权利，借机横吃横喝、敲诈勒索、拿获贪官污吏做私下交易等，这样一来，难以正常执行政府公务。
　　朱元璋本来限制了衙役的合法伤害权，不准他们下乡抓人，只能发牌传唤，三次传唤不到才可以用强。结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众正常服役的时候，某县一传不来，二传不来，三传都不肯来的达251户，更有一位叫刘以能的刁民不仅三牌不至，还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绑缚进京。
　　我们可以想象，各级官员如何窃笑着把这些信息迅速而夸张地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们的潜台词是：不是要限制我们的权力吗?不是要群众监督我们吗?那好，你安排下来的工作我们无法完成，这可不赖我们。
　　朱元璋听多了这类报告，感叹道：“呜呼!为了方便民生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呜呼，治国难呀!”
　　
　　对局结果
　　
　　苏州府是朱元璋亲自抓过的典型，二百多年后，《虞谐志》如此描绘苏州府常熟县的白役阵容：“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日‘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此书的作者说，这意味着万余只虎狼在方圆百里内横行，无休止地弱肉强食。
　　明代黄省曾在(《吴风录))中也提供了一个数字：“隶人之害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与吏胥夤缘为奸。”这里是10倍。
　　至于吏(白书)的情况，四川巴县的档案表明，晚清光绪一朝的清剿也以惨败告终。光绪二十五年三月(1899年)，巴县在册吏员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认可的正吏，228名是地方政府认可却不敢上报中央的“灰吏”，还有一大批给灰吏当学徒的“白书”，这就意味着，吏级白员已经接近正员的30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巴县大举裁汰冗吏，次年在册吏员只剩113人，不及上年的一半。又过了一年，巴县在册吏员的数字又反弹到233名，增加了一倍多，裁员失败。
　　巴县的白役数字同样骇人听闻。刘衡在清朝道光年间任巴县知县，据他透露，巴县吃衙役饭的约7000人，而额定衙役只有70人，白役竟是正役的100倍!
　　虽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内发动了几次大扫荡，取得过局部和暂时的胜利，但这是一场持久战和游击战，最终的结局还是朝廷失败，白役和白书胜利。
　　除了白役和白书，官僚队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明末的刑科给事中(近似负责监督司法部的总统秘书)解学龙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谈到官员的数字：“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矣。今不知又增几倍。”根据他提供的数字，文武官员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然后“不知又增几倍”。
　　明朝人关于实际情形的记录也支持上述数字。正统十四年(1449年)，周忱巡抚江南，发现各州县衙门里有许多佐贰(超编副职)，如昆山县有两个知县，三个县丞，四个主簿。县民王廷佩在他来视察时，在驿站的墙壁上题诗诉苦：“昆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胜两大夫。巡抚相公闲暇处，思量心里忸怩无?”
　　
　　大局：淘汰良民假说
　　
　　白员的胜局又意味着什么呢?复社名士侯方域目睹明朝灭亡，入清后在《壮悔堂文集》“正百姓”中写了一段文字，我们姑且把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称为“淘汰良民定律”。
　　侯方域说：“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侯方域的“淘汰良民假说”从百姓的视角展现了白员必胜之局所牵涉的全局。
　　此时老百姓的对策是什么呢?
　　侯方域说：“富裕的百姓争相出金钱入学校，狡猾的百姓争相拉关系充吏胥。用这种办法可以逃避七项负担中的两项。”
　　按照明朝的规定，州县学校的生员(俗称秀才)和胥吏可以免除赋役。于是，这两种身份就提供了针对“税加之”和“役加之”的避难所。胥吏和生员的身份可以买到，所以，这种交易实际上包含了避税权的买卖。
　　不过，侯方域把这两种身份仅仅当成避难所，未免有些消极片面。生员可以领取国家发的伙食费，大体是每天两升米的样子；胥吏不仅有工食银，还有种种陋规收入。这一增一减，对金钱和人力投入来说便是可观的回报。
　　侯方域接着说：“现在单说赋役问题。百姓正在痛苦无告之时，进学校就免除了，当吏胥就免除了。”免除的结果如何呢?侯方域开始进行动态计算。他说：“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如此恶性循环，逃避的压力越来越大，逃避的竞争越来越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以学校和胥吏加于百姓，后来就是以百姓加于百姓了……剩下那些没有办法的百姓不死于沟壑(指逃荒要饭病饿而死)，也只好相率为盗贼。天下怎能不乱啊?!”
　　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挤入白员队伍，或者沦为盗贼。这条定律比“白员兴，则社稷衰”要确切得多。社稷兴衰是难以计算的，良民却可以计算。白员是低成本伤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坏力”集团的成员，一旦他们超过某个比例，便吞噬了良民的扩大再生产能力乃至简单再生产能力。
　　
　　编辑　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