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3期
沈括：瑕疵和光环并举
作者：杨 府
永乐之役，西夏军队完胜，宋朝想“灭此而朝食”的梦想遂成泡影。战后追究责任，因为徐禧已死，不予追究，沈括便以“始议城永乐，既又措置应敌俱乖方”的罪名又一次当了替罪羊，被贬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团练副使、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安置。
这就是沈括的人生悲剧，他明明知道永乐筑城是一次军事冒险，但因为徐禧是他的上司，他就谄佞地附和这一错误的决定，且动手实施，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失败。
宋极少严厉处罚大臣，被贬外放这一处罚对沈括而言虽然不重，但实际上已宣告了其政治生命的完结，即使在元祜年间他还有过短暂的起复，但也仅是光禄寺少卿之类的虚官。从此，沈括便绝意仕进，专心著述。
沈括卖友，“乌台诗案”成讼
沈括年长苏轼5岁，两人是同年进士。北宋沿袭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苏轼和沈括在崇文院共事多年，英雄拱手，互相欣赏，关系相当不错。虽然两人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政治理念多有不合，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感情。
沈括倾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权倾一时；苏轼虽然也赞成变法，但却不赞成王安石所采取的激进的休克疗法，主张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是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苏轼对变法虽有支持，但更多的是批评，甚至对某项政策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因此，他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极论新法的弊端。这自然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意愿相悖，引起王安石的不满。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趁势放大变法的负面效果，把苏轼争取到了反对派的阵营中。
据南宋初王铚《元祜补录》记载，熙宁四年(1071年)大比之年，苏轼为主考官，他出的题目是：“论晋武平昊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王安石闻讯，大为不快。他认为，苏轼罗列出历史上一些独断专行的人是采取一种“影射史学”的春秋笔法，让天下举予们借古讽今，意在讽刺自己因为神宗的宠信而有专擅朝政之嫌。
御史谢景温秉承王安石之意，上奏神宗，以试题“谤讪朝政”的罪名弹劾苏轼。苏轼自知在都城已难以立足，便上书朝廷请求外放。熙宁五年，苏轼被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一职，这是他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
后来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到浙江巡检“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临行前，神宗嘱咐他：“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苏轼见到老友非常高兴，把酒南窗，亲切话旧，而沈括也“与轼论旧”，只谈友谊，不谈政治。为显示亲近，沈括还要求苏轼把他到杭州这几年所作诗文让自己拜读一下，苏轼正沉浸在友谊的醇醪中，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当天晚上，沈括把苏轼的诗文重新抄录了一遍，把他认为是诽谤新政的诗句一一用朱笔加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然后带回京城，密呈给与苏轼有过节的御史台中丞李定。
此时，朝中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新党四处寻隙，正在到处寻找打败旧党的理由，于是他们便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突破口，一举将旧党人物从朝中清除。恰在此时，苏轼由杭州改任湖州知州，在给朝廷的谢表中又有“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样几句话，此言一出，又被抓住了把柄。
御史舒亶首先发难，上疏神宗，说苏轼诗中“词有讪怼”，继而监察御史何大正也上疏，指责苏轼的谢表是“谤讪讥骂”朝廷。因史、何二人的上疏并未引起宋神宗的重视，御史中丞李定便再上次疏说：“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时，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此奏虽没有罗列苏轼具体的罪状，只是指出苏轼的牢骚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但却上升到了社会伦理制度的高度，目的是要置苏轼于死地。
之后，又有李宜之等人上疏附和李定，均指责苏轼“谤讪国政”。神宗皇帝见这么多人弹劾苏轼，便下诏令御史台立案审查，由李定负责审问。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苏轼在湖州被捕，此时距他转任湖州知州仅三个月。苏轼被押解到汴京，关进御史台大牢，等待判决。因前途险恶，生死未卜，他一度相当悲观，与其子苏迈暗中约定：每天去监狱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有个心理准备。一日，苏迈因到市上购粮，便将往狱中送饭之事委托给一位亲戚代劳，亲戚出于好心给苏轼做了一条美味的腌鱼。苏轼一见以为大期已到，便以极度悲伤之情。写下了两首绝命诗送给弟弟苏辙。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帮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不敢隐瞒，将诗篇呈交给神宗皇帝，人们纷纷为苏轼求情。丞相吴充问神宗：“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神宗说：“猜忌心重。”吴充说：“陛下是当今尧舜，当然看不起曹操了。但他还能容忍祢衡这样的狂人，陛下难道还不能容忍苏轼吗?”罢相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说：“这是苏轼自寻苦恼，我只是想挫挫他的锐气。”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
经过五个多月的漫长审讯，最后苏轼以“讥讽政事”罪被定谳，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入狱，沈括并不是主谋，但无可否认他是始作俑者，“其后李定、舒宣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有人指出，沈括陷害苏东坡是因为嫉妒他的才高名重。实际上，他陷害苏东坡只是为了讨好王安石，确立自己在变法派中的位置。沈括进入政治漩涡以后，耳濡目染的都是一些厚黑的投机政客，在这个大酱缸中，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随波逐流或卖友求荣，而对像苏轼这样的不同政见者讲究温情，无疑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又因为苏轼自恃名高才重，“与朝廷争胜”，比起那些没有名气的守旧派来说影响太大，所以朝中的变法派们就难以容忍了，不拿他开刀拿谁开刀?沈括只不过很好地把握住了变法派的风向。
神宗死后，太皇太后废止了新法，保守派得势。苏轼长期在地方工作，了解到一些新法于社会发展有利，不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废止。再加上当时变法的主将蔡确被贬至安州(今湖北安陆)后，郁闷中写了一些发牢骚的诗被人告发，守旧派便群起而攻之，欲借此整肃变法派。苏轼深有感触，密请停止报复。这两件事使苏轼再遭排挤，被贬为杭州知州。此时，沈括早已在政治上失意，废居润州，他居然跟没事人一样找苏轼叙旧，对苏轼礼数周全，“迎谒甚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