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6期
晁错之错
作者：一只青蛙
此时，汉文帝已经去世，景帝即位。晁错先被任命为内史，掌管京城长安的行政工作。两年后，即公元前155年又升任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似乎这一切都朝着晁错期待的方向发展。从职低位卑·步步到位高权重，晁错兴奋地感觉到自己离改革朗政、重整河山的梦想，又走近了一步。
对大汉王朝，晁错有着说不出的热爱之情。他的志向，他的胸怀，已经与这个帝国的荣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是以，他的奋斗上进，他的积极向上，已不只是一般的渴望参决朝政和臣子简单的尽忠职守，更多的是真正地对这个王朝负责。他已经有意无意地担负起了这个重任。所以，他从来都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在审视这个王朝的发展，以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要求整个帝国要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丝毫不差地高速运转。
不仅是匈奴问题，晁错敏锐的政治视觉告诉他，影响着大汉王朝繁荣稳定的另一个致命的问题则是日益膨胀的地方诸侯势力，这才是王朝真正的心腹之患。
汉高祖刘邦建汉后，鉴于秦王朝短暂的二世而亡，除在京畿地区继续实行郡县制外，在中央政府的外围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作为巩固皇权的支柱。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选择这样的政治体制，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却恰是一种倒退。正是这种既不同于邦国制，又不同于郡县制的“郡国制”，不仅没有给王朝带来稳定统一，反而导致了西汉初期的数起战乱。
按照这种“郡国制”，各地诸侯王除了拥有自己的领土外，还有独立的政府、军队和经济收入，俨然是一个个有别于大汉王朝的独立王国。长期以往，随着王国实力的逐渐增大，必然产生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姓不同心的危险局面。更严重的是，到汉景帝时期，这样的诸侯王国已发展到了二十多个。如果任由他们继续坐大，势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针对这种脑体倒挂的危急现象，晁错果断地向汉景帝提出削藩——裁减地方诸侯国领地，收回封国权力，以加强中央皇权的集中与统一。
事实上，对于诸侯国尾大不掉的危害，在晁错之前，英年早逝的贾谊就曾向汉文帝提醒过，并且他还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但以受到文帝及文武大臣的反对而作罢。
晁错也不能幸免，他的《削藩策》一出，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应该继续维持现有的状态，或者至少是再迟几年再慢慢削藩。况且，削藩极有可能造成诸侯叛乱，使天下陷于灾难之中，其后果是无法想象的。但晁错却不以为然，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既然迟早要反，为何不提前先下手为强，消除隐患?难道非要等到他们真的造反叛乱，才开始遏制?
这份高瞻远瞩，不得不让汉景帝对晁错钦佩有加。尽管朝臣多不赞成，但最后汉景帝还是决定了实施晁错的建议——削藩，首先削夺吴、楚王各两个郡，赵王一个郡，胶西王六个郡。
但遗憾的是，从后世来看，晁错太过急切地实现王朝兴盛的政治理想，步子显然是迈得太大了，以致于没有人能够跟得上，甚至连他自己都开始颤抖了，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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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论晁错的主张有多么利国为民，对于各个诸侯王来说，让他们放弃手中的既得利益，都是无弦理解也无法接受的。
正如晁错的“削亦反”，朝廷的削藩令一下，诸侯国便一片哗然。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两国率先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同月，赵王、胶西王、胶东王、济南王和淄川王也纷纷起兵，组成七国联军，向京城杀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至此，不仅是晁错的个人命运，连整个大汉王朝的命运也受到了考验。
事情发展到此，是晁错所没有预料到的。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汉景帝急忙一边调兵遣将作军事部署，一边找晁错商量对策。由于中央政府并没有事先作好准备，此时接连败退。晁错建议先割让两城给吴王刘濞，以拖延叛军，后又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作后方支援。这样的建议不错，但是由削藩的“总设计师”晁错提出来，却让汉景帝和其他大臣们无言以对，大为失望了。
晁错还建议景帝应该追究袁盎预先知道吴王叛乱却隐瞒不报的罪过。袁盎知道后惊恐万分，急忙向汉景帝说：“吴楚叛乱，其实是有办法应付的。吴王铸钱煮盐不假，但他招募的却是一些无赖子弟或亡命之徒，根本不能成什么气候。他们之所以贸然造反，只是因为晁错擅自削藩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现在只要杀了晁错，归还各诸侯的土地，他们就会退兵了。”
本就惊慌失措、方寸大乱的汉景帝犹豫了起来，想着步步进逼的叛军，他沉默了许久后说：“假如真如你所说，为了天下，我不会偏爱某一个人的。”虽然没有肯定，但实际上，汉景帝心里已经认同袁盎的看法，有牺牲晁错的打算了。
十几天后，丞相陶青、廷尉张欧和中尉陈嘉联名弹劾晁错，指责他“亡臣子札，大逆无道”，当“要(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景帝日：“可。”于是，忠心耿耿为汉家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一刀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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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魁祸首”晁错死了，可叛军真的会退兵吗?不会!答案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晁错也的确是含冤而死。对此，当时任汉军校尉的邓公深有感触，他说：“吴王准备造反已经数十年了，所谓‘诛晁错，清君侧’不过是他找的借口罢了。相反，晁错为国家社稷的安定昌盛费尽了心血，现在却落得灭门的下场。恐怕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国家出谋划策了。”汉景帝听了以后，“默然良久”，叹气道：“公言善，吾亦恨之。”可惜人既已诛，再无回头之路了。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景帝继续晁错的削藩政策，乘势收回诸侯王治理封国的权力，裁减各国领地，削弱他们的实力，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创造了条件。
因此，就削藩而言，晁错无疑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但他却终究因削藩而死，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他太忠心、太执着，还是因为他太“峭直刻深”?
司马迁说：“晁错为国远虑，祸反其身。”班固也在《汉书》里说他：“锐于远虑，而不见身害。”恐怕全不尽然。从太子家令到御史大夫，晁错可以说是将削藩大业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理想为之奋斗，自己要落得什么样的结果，他是非常清楚的。当初他的父亲见他更改政令，得罪诸侯，特地从家乡颍川赶到京城来劝他：“皇上刚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务，削减诸侯力量，离间疏远人家的关系。现在大家都议论纷纷，对你满是怨恨，你到底为了什么?”晁错大义凛然地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不只如此，按说至少当他父亲为之饮药自尽后，他也应该有所反省，可是相反，他削藩的主张却更加执着。
可见，并不是晁错“不见身害”，他其实是作好了心理准备的。遗憾的是，前面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却准备了“以身殉道”。诸侯真正的“削亦反”后，他没有临危不惧，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对策，而且屡出昏招，无奈之下说出“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的话，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编辑/赵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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