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6期

命价考略

作者：吴　思

　　命价问题
　　
　　清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集馨回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姓相斗。”
　　皇一问：“地方官不往弹压吗?”
　　张集馨答：“臣之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俱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如何完结?”
　　张集馨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集馨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道成宦海见闻录》)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并且还有准确价格：30洋元(西班牙银元)。19世纪50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4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过2000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
　　
　　官价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才发现古人明白得很，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12000两；四品官，银5000两；五六品官，4000两；七品以下，进士、举人2500两；贡生、监生2000两；平人1 200两。(《清史稿·刑法志》)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纪、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42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42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从数字上看，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实际上，清朝的白银购买力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另外，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人们的支付能力强，性命也应该贵一些。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市价，福建民间开出的30洋元，只能兑换21两白银。
　　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再往前追，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境富裕，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在西藏噶玛政权时期的《十六法》和五世达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中，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是无价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但是，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最高统治者的生命并不是无价的。
　　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双方谈判后，印加国王性命的赎金是可以装满一间囚室的一大笔金银。这间囚室长约7米，宽约5米，据说堆积了黄金13000多镑，白银26000磅。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但是，皮萨罗得到金银后不讲信用，照样处死了阿塔华尔帕，只不过把烧死改成了绞死。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吗?但事实并非如此。
　　二品贪官犯了死罪，祛定赎金是12000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1200两银子即可赎命，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10000两，够他们赎8条命了，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2 0两银子，也要12000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
　　
　　买命的计算
　　
　　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关于这套规矩及其术语，蔡少卿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道：“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匪首则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制定，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的“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还要注意的是，掏钱赎票者并不是人质本人，而是他的亲属、代理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人质性命的估价，对人质生死与自身利害关系的预测，直接决定着掏不掏钱、掏多少钱。有了这道弯子，便可以绕出无数离奇故事。
　　美国记者阿列霍·利利乌斯在20世纪20年代末多次与中国海盗出航，亲眼看着海盗绑票勒赎。在《我与中国海匪同航》一文中，他写道：“海盗说一般一条性命值几百元，有时有些亲属不在乎人质的安危，还希望海匪杀掉他算了，这样亲属们还能早日继承遗产。但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但他转述的一个“狗人”故事，算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
　　在重庆附近的一个村庄中，住着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名叫高良泰。后来，高良泰落入了土匪之手，他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担忧，马上派出一名土匪送信给他的弟弟，要他把赎金带来。高良察认为这件事会毫不迟疑地得到解决，但情况恰恰相反。他的弟弟很想得到所有的财产，于是写了封信给土匪，要求他们把他的哥哥当作一名囚犯关押，并许诺每个月付给他们一定的看管费用。就这样，高良泰被土匪装入了一个仅能容下他身子的竹笼内。
　　整整14年中，高良泰一直呆在这个竹笼之中。在此期间，他的身体变形了，丑陋得令人毛骨悚然。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得以获得自由，然而却再也无法站立行走了，只能像狗一样川四肢在地上爬行。
　　最离奇的买命故事，是关于一个英国人的。乔伊·帕克的笔录《我的土匪主人》中记载，1932年9月，一位英国医生的女儿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国洋行的雇员科克伦，在辽河边上的牛庄被中国土匪绑票。土匪为这两张洋票开出了天价，下面是土匪写给人质父亲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经收到，但数天来何故迟迟不复?波利女士的赎金为七十万大洋，科克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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