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6期

《新说文解字》之释“讳”

作者：暴拯群

　　《说文》：“讳，忌也。”凡需避忌之事，皆谓之“讳”，即《春秋》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君主的名字更要避讳，否则便是犯了大不敬之罪，如唐柳宗元《捕蛇者说》：“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人”，本作“民”，为避李世民的“民”字而改作“人”。
　　避讳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中的记载：“范献子聘于鲁，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乡对。献子曰：‘不为具敖乎?’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献子归，遍戒其所知日：‘人不可以不学，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焉，唯不学也。’”
　　至战国，秦继其俗，渐定其制。《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复召王翦使将击荆。”《史记正义》注释日：“号楚为荆，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到了汉代，避讳之法渐趋严密，有固定的同义互训之字相代讳字，避讳带有官方法律的性质。如高祖名邦，武帝名彻，史书便以“国”代“邦”，以“通”代“彻”。南北朝时，除了帝王，父母尊长之名也要避讳，是为家讳。
　　避讳常用的方式除了改字，还有缺笔。缺笔的方法始于隋。罗振玉跋敦煌本《文选》云：“《王文宪集。序》内，‘衷’字缺笔作‘哀’，为隋代写本。”因隋文帝杨坚之父名忠，兼避同音的“衷”字。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清代。
　　避讳实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陆游《老学庵笔记》云：“田登作郡，自讳其名，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冶游观。吏遂书榜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民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来历，可谓荒谬至极。许多古代文献因避讳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竟使后人无法理解，如为避汉明帝刘庄的讳，《汉书·叙传》称“老庄之术”为“老严之术”。《汉书》有《蒯通传》，但历史上只有蒯彻，并无蒯通这个人，因汉武帝名彻，所以班固给他改名为“通”。《晋书，职官志》中载：“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晋初以景帝讳故，采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这是避司马师之讳，改太师为太宰。《魏书·地形志》“平阳郡禽昌县”注：“世祖禽赫连昌置。”《旧唐书·地理志》为避后唐庄宗祖父“国昌”讳，改“昌”为“盛”，作“襄陵，后魏擒盛县”。县名因擒赫连昌而取的史实遂不为后人所知。
　　古代书籍的流传依靠手抄和手刻，传抄刻印过程中难免讹误，故学者常以金石文字考订之，但有时却因避讳之故，碑刻也不可靠。《新唐书·肃宗纪》有“张维瑾”，《新唐书·司马承祯传》谓“承祯，谥贞一”，颜真卿书《李玄靖先生碑》作“正一”。这是因为颜真卿父名维贞，为避家讳，书碑时或省声或改字之故。
　　既然古书因避讳而致误，后世便有人回改以恢复其原貌。这本是好事，却常有人误改以致出现新的错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后汉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时，为避唐太宗的讳，“民”字皆改为“人”。宋以后，校书者回改时竟将本作“人”者也误以为避讳而妄改为“民”。如“建武七年，诏郡国出系因见徒，免为庶民”，又“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县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等，这里的“庶民”均当作“庶人”。其实，凡律言“庶人”，均指奴婢及因罪被判刑者，与普通百姓的泛称“庶民”有着本质的不同。
　　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共存的，避讳虽造成了古籍的淆乱，但也可以利用它来鉴别古书的真伪，考订其年代。如前文罗振玉根据“衷字缺笔作哀”，断定该书为隋代手抄本，即是极好的实例。可见，即使是糟粕，若能合理利用也是有价值的。
　　
　　编辑/张君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