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7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精彩回放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认定：从公车上书开始，直到戊戌政变，康党一直都在宣传维新变法。但真相却恰恰相反：康门弟子何树龄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启超在湖南执教时务学堂时的讲义，都印证着康有为曾一度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革命党党魁；许多“革命同志”的不解和责难，康有为一边屡屡上书呼吁维新，另一边却积极准备科举考试，无不说明康有为根本就是脚踏两条船，在戊戌年由革命倒向，维新，上演了一出首鼠两端的大戏。
本期谌旭彬先生将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五、从变法到政变(上)
1.烈马选错了骑手
虽然失落，但康有为仍然决定继续留在京城。既然皇帝欣赏自己，折服于自己的维新思想，还愁没有用武之地吗?
康有为决定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
变法开始后的第10天，即康有为面圣后的第3天，御史杨深秀、宋伯鲁上了一道弹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骥阻挠改革的折子。
折子是康有为写的，他建议皇上罢免许应骙的一切官职，然后选择支持改革的人来接替他的职务。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推荐自己，但康有为说：“总理衙门是朝廷对外交涉的重要机构，在当前这个强敌环伺的时候……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之人，岂能胜任!”
此外，康有为还列举了许应骙两条罪状：
一、见识短浅、妄自尊大，皇上为了培养新型人才，特意在科举考试中开设了“经济特科”，而许应骙竟公然在礼部朝堂上大放厥词，说“经济特科”毫无意义，而且他还曾“腹诽朝旨”。
二、皇上下达的改革新政，许应骙统统反对。康有为在折子中愤愤地说：“皇上日夜苦于经世之才不够用，许应骙却日夜思量着遏制对这些人才的培养，真不知道是何居心!”
康有为之前进呈《彼得变政记》的主要意图是希望皇帝学习彼得大帝，通过对守旧官僚实施铁血政策来推动变法。光绪被康有为说动，自改革伊始，就一直想抓几个“反改革典型”。对许应骙的弹劾，正对上了皇帝的这种心思。
皇帝决定立即将许应骙罢职。军机大臣刚毅出面为之求情，光绪盛怒不许。刚毅又请求让总理衙门彻查，光绪也不同意。最后，刚毅提出给当事人许应骙一个上折子解释的机会。许应骥毕竟是朝廷重臣，面对这样的合理要求，光绪也只好同意。
结果，许应骙的自我辩护让皇帝哑口无言。
许应骥在折子里说：第一，当日开设“经济特科”是我和李鸿章等人一起商议通过，并请求皇上批准的，如果有意见，当时我就可以反对，何必在事后散播流言?第二，说我“腹诽朝旨”，他们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就算我真的诽谤朝廷政策，他们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不是肆意捏造是什么?第三，说我阻挠所有的新政举措，问题是，除了“经济特科”，其他的新政措施都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我如何阻挠?
最致命的是，许应骙在折子里直截了当地把藏在此次弹劾背后的康有为抓了出来，并披露了他和康有为之间的宿怨：“宋伯鲁、杨深秀说臣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似乎指的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康有为与臣是同乡，他初次进京，就终日打着西学的幌子，到处奔走于权贵之门。其中曾经到臣这里求见过三次，臣鄙视他的为人，三次都拒绝相见。后来康有为又在广东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达两百多人(这已经违反了清朝的禁令)，臣恐其滋事，又将其取缔。从此，康有为就与臣结下了私怨。”
考之史料，这段康、许结怨的过程，许应骥并没有说谎。
最后，许应骙历数了自己几十年来讲求西学的履历，声明自己对改革的意见只是提倡务求实际，反对虚华而已，如果这样也算反对改革，那么就请皇上罢免自己的职务。
看到许应骙有理有据的自我辩护，此前还盛怒不已的皇帝蒙了。他本来想抓一个反改革典型，杀鸡儆猴，但现在看来，这个典型无疑是抓错了。
于是，皇帝又下了一道圣旨，让许应骙不必辞职，只是警告他说，今后要更加勤勉，尽职尽责。
表面上看来，康有为的算计是失败了，但实际上他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大臣，最后收到警告的却不是弹劾者，而是无罪的被弹劾者，皇帝的偏袒一目了然。
通过这次无中生有的弹劾案，’朝廷上下无疑都看出了光绪皇帝存有让康有为主持维新新政的意图。此外，标榜民权的康有为以“腹诽朝旨”这样荒唐的专制社会特有的标志性罪名来弹劾他的政敌(私敌)，也可见他从来就没有实现自己思想上的近代化。他维新思想的实质，非常值得怀疑。
改革的烈马选择了这样一名蹩脚的骑手，要想到达目的地，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把马累死，要么把骑手摔死。而戊戌年那场荒唐的赛马会，累死的是马，破产的是在这匹马上孤注一掷的赌徒光绪，而骑手康有为却溜了。
2.总督和皇帝的区别
就在鼓动宋伯鲁、杨深秀弹劾许应骙的同一天，康有为也在为自己接替许应骙的位子而作准备。
他在擦屁股。
这一天，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自己最得意的著作——《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是以商定教案法律(用儒教对抗基督教)、厘正科举文体(改革科举)、请求在全国各乡镇设立文庙、尊师保教等名义进呈此书的。在奏折里，康有为对皇帝说：“外国在中国到处建有教堂，动不动就以教案为借口挑起冲突，然后挟持国力，以兵相迫。结局则是皇上忧劳，大臣奔走，土地削割，举国震骇。愚臣我久思补救之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变法。而变法之道，则在于开教会，制订教会法律。”
康有为建议让孔子的嫡系后裔衍圣公做教主(可是这个新孔教的“教义”却是他康有为阐发出来的，所谓“教主”显然只是虚衔)，开设孔教会，让所有的王公士庶都入会，各省府、县一律创办分会。然后让孔教会和西方各国的基督教会交涉，共同订立“两教和约”，制订“两教法律”，以后再发生教案，就依照这些规章法律去办，这样就不会再有被逼割地赔款的危害了。
说实话，康有为的办法可真够异想天开的。当然，救国建议的不切实际并不妨碍一个人的爱国情怀，可惜的是，尽管康有为向皇帝罗列了一大堆进呈《孔子改制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仍然无法使人相信他的爱国情怀，无法使人相信他的这些自我解释。
只要把《孔子改制考》的公开刊行本和康有为的进呈本作一个简略的对比就会发现：在康有为的笔下，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孔子、两种孔教。虽然是一本牵强附会、粗制滥造的伪学术作品，但公开刊行本中的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毕竟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中的孔子却已降格成了君权纲常的维护者。
例如：刊行本中有一篇一千多字的序言，集中论述民权社会的高级形式“大同”。在进呈本中，康有为却将这篇序言删掉，另写了一篇主旨在于“尊圣扶教”的序言。在新序言里，康有为居然肉麻地感叹道：“(孔子道统丢失的后果)则我君臣父子之道将坠将湮，岂不畏哉!”公然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