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9期

龙归沧海碧云深的建文帝

作者：郭厚英

　　似乎应该算是一种宿命中的注定。
　　建文帝这个夹在洪武与永乐大帝之间、文弱谦恭的年轻男子，一出场仿佛就已经注定了的悲剧，注定要为明代历史上两个最光焰万丈的男人所淹没，注定了要以纤弱的背影背离历史，渐行渐远渐无踪，无可奈何花落去。
　　史载，洪武大帝一生征战嗜杀，但他希望能有一个柔美仁顺的继承者以使民休养生息，安抚人心。所以，尽管朱元璋对慈悲为怀的太子标曾有过诸多的微词，但扶持太子标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后来的大肆诛杀功臣宿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也主要是为了给太子标除去未来权杖上的荆棘。
　　后来，懿文太子标的早殁令威猛刚烈的明太祖顿感疲萎如泥。面对未来帝国，他只有两种决择：或是改辙更弦，选择各方面都酷肖于自己的燕王棣，让朱氏帝国这把熊熊的刚烈之火再燃下去，显然这可能有伤于帝国今后的元气；或是继续扶持一条柔性的嗣君路线，选择酷似太子标行事作风的朱允炆来继承天下，至刚之后必定要有至柔的纯性来弥补，这也是万物生生不息，江山代代相传的至理。
　　从相貌上看，朱允炆天生顶颅扁平宽大，仿佛天然有一种慈悲纳人之相，洪武帝很喜欢这种非常之相，常常抚摸着他的颅顶，戏称之为“半边月”。朱允炆“颖慧好学，性至孝”，14岁时，父亲懿文太子病重，他昼夜不离。父亲死后，他“居丧毁瘠”，瘦得没了人形，太祖抚之曰：“而诚纯孝，顾不念我乎。”朱允炆还是皇太子时，洪武帝让他省决章奏，凡遇刑狱，允炆“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有这样颇为温馨的回忆，更坚定了洪武大帝嗣立允炆的决心。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在对未来帝国的隐隐忧虑中溘然长逝，年轻的允炆从祖父的手中接过了帝国的权杖，并给这个年轻的大明帝国取了一个顿为明媚流畅的年号——建文。他原本是想改变一下帝国暴烈的政治，给未来之帝国注入一种儒雅清新的文治之空气。
　　当时，一大批具有治国行政专长的功臣宿将已被其祖父戮杀殆尽了。朝廷中剩下的老人大都是明哲保身之人或昏庸老朽之辈。年轻的建文很自然地就把眼光投向了一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进秀才。于是，就有了有明一代最文弱的书生领导班子——“维新三臣”的登场亮相，即方孝孺(翰林院侍讲)、齐泰(兵部尚书)和黄子澄(太常卿，同参军国事)。
　　柄政伊始的建文帝及他的三大臣均对当时虎视眈眈的封藩叔父们保持了清醒的警惕。他把居心叵测、星夜南下奔丧的朱棣堵在了淮安，促令其归藩，这样的措施对巩固年轻的政权是及时而又必要的。
　　洪武大帝戎马一生，以刚猛治国，洪武后期的文官地位就形成了一种权重位卑的格局。他身边处理核心政事的翰林学士们握有部分的丞相之权，却只能有五品官位以下的品秩，连六部尚书这样的显赫大员也只可以享用二品。
　　建文新政，坚持“仁德治国”，大量起用饱读诗书的新进文官。这似乎也应该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回归。
　　洪武雄性好猜，轻文重武，而建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了一种用而不疑的人才新政策，重用像齐泰、黄子澄、方孝儒这样的满腹诗书之士，文人占据朝廷了大部分江山，故有“秀才朝廷”之称。只是在新政甫行、人心未定的执政初期，建文即以如此文弱的班底去应对沉鸷善战的叔父朱棣，其在政治上的弱视已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了。
　　当然，建文帝和三大臣在最初也不是全然无所作为。建文登基后不仅减轻了对富户的严峻责罚，大力鼓吹发展农业、工商业，“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还减轻了昔日太祖对江浙地区的苛刻田赋(当年太祖与张士诚激战时，因当地的富绅极力依附张士诚，故太祖在称帝后对当地进行了“复仇”)，并对全国减轻赋税，“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赈济灾荒等，使太祖时期趋于好转的经济得到了更为蓬勃的发展。文治方面，他们屡次修改减轻了《大明律》中的苛刻刑法，宽刑省狱，“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使前朝不少冤案得以平反。史载，建文年间的囚犯比洪武年间少了近三分之二，真正是以仁政惠泽苍生万民。
　　史载，洪武帝立皇太孙，诸王多不逊服。一日，皇太孙御东角门，召黄子澄问：“诸王尊属，各拥重兵，何以制之?”子澄对曰：“诸王仅有护兵，才足自守，万一有变，以六师临之，谁其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小大强弱之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允炆喜曰：“得先生谋，吾无虑矣。”然而在实施生死攸关的削藩政策时，这一班满腹经纶的秀才们显然是力有不逮，理论基础上的东西多，沙场血战的经验无。消瘦的建文帝连同他的一班“之乎者也”的臣子们走上了一条黯淡的不归之路……
　　与嗜血的成祖相比较，建文帝的本质自是仁柔寡断的。建文帝与三大臣间的削藩大政既定，户部侍郎卓敬乃上一条密计：擒贼先擒王。即先把智虑过人的燕王调离他的老巢北平，来他一个措手不及，其他诸王自然是噤若寒蝉了。谁知，消息走漏，燕王立即上书称疾。建文帝对燕王心有忌惮，于是只能退而求之，找到了与燕王颇有牵连的周王、湘王、代王、齐王诸王下手，或召还回京锢禁狱中，或削职为民流徙外地，特别不听话者，干脆闹了一个自焚宫殿投火身亡的结局。他大张旗鼓地把这一系列颇为血腥的动作信息传递给了朱棣，朱棣自然不甘于坐以待毙。这时，朱棣旁边的一个僧人姚广孝鼓动他：反他个底朝天!既然诸侯王都没得做了，干脆反过江南去，把那些个秀才的座椅抢过来!
　　一旦决定，朱棣立即行动。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燕王这边在紧锣密鼓地赶制军器，做着起事前的最后准备。建文帝那边的人也不全然是吃干饭的，黄子澄、齐泰先采取高压的势态，令张丙、谢贵、张信诸将把北平的主要兵权夺过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兵守(燕)王宫”，再把燕王府那一支能征善战的卫兵队伍调离北平。此时的燕王犹如陷入泥潭的蛟龙，有劲儿也使不出来了。
　　建文元年四月，双方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英武过人的燕王似乎也有了一丝慌乱，为了证明自己的磊落，他派三个挚爱的儿子——高炽、高煦、高燧去南京祭奠他们已故的祖父。齐泰迅速地嗅到了其中的政治机遇：把燕王的三个儿子全都扣下。燕王很快就察觉到了自己的失误，即刻装死，速召三子北归。关键时刻建文帝却动了妇人之仁，他犹豫再三，不忍下手，“遣燕王世子高炽及其弟高煦、高燧还北平”。燕王的三子犹如挣脱了枷锁的雄鹰，杳然一去不复返。后来，在史称“靖难之役”的帝位之战中，燕王父子间的同仇敌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丙、谢贵已经从表面上控制住了北平的兵权和话事权，为了进一步打击燕王，他们经常出其不意地去刺探他。燕王朱棣在发难前还曾上演了一出颇为搞笑的滑稽戏，他像所有大智若愚的人那样，玩起了装蒜佯狂的游戏：他常常在喧闹的街头散发呼声而过，饿了就抢路人手中的食物充饥，经常躺在路边的沟壑间老半天也不动。张丙、谢贵对老练的朱棣还是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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