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0期
晁错：一根平乱的药引
作者：谢 宗
晁错，两千多年前的一个知识分子。凡上过中学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觉陌生。高中语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古文《论贵粟疏》，就是这个人的大作。西汉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打的也是这个人的牌子——“诛晁错，清君侧”。一次那么高规格的叛乱，指名道姓要杀的，居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应该算是绝无仅有。
疑问不止一点，古今文人对晁错的死因也莫衷一是，很难有一个准确而全面的解读。晁错之死，虽然各执一词，但有一点，那就是大家普遍认为他是冤死的，是被他的同僚袁盎等人用借刀杀人之计给害了。但这种通识并不足以使人信服，依据当时当地之情形，晁错非死不可。撇开人伦人道的因素暂且不管，单以国事来论，以时局来论，以利害得失来论，晁错之死，真是死得其所，有百利而无一害，是汉景帝用最小的成本成就了最大的功业。晁错活着的最大意义就是他的死亡，而他一生所努力的方向，就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制成公元前154年中国最大的一根药引。
壹
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年轻时曾在轵地(今河南济源)向一个名叫张恢的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晁错文采好，知识丰富，被任命为太常掌故，负责写一些祭祀之文。政法专业出身的晁错，显然志不在此。
不久，汉文帝听说全国只有历城(今山东济南)一个先秦的老博士还在研究《尚书》，因怕绝学失传，文帝急欲召他入宫，著书立说。可老博士已经90多岁了，根本无法动弹。文帝就只好让太常派人前去学习，晁错得到了这个学习的机会。由此，他开始发迹。
从历城学成归来，晁错深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把毕生的功力都用在了这次学习报告上，他把博大精深的《尚书》用深入浅出的文笔描述得天花乱坠。文帝一看，当即惊呆了，帝国竟有这样才华横溢的人!这种青年才俊不把他纳入人才库中岂不可惜?于是下诏把他派给了太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子府其实就是当时国家的人才库，里面能人异士应有尽有，都是老子为儿子将来登基执政做准备的，收罗帝臣王佐之才来教育他、辅助他、鞭策他、锤炼他。
晁错以诠释儒家经典《尚书》而蒙帝青眼，如果他从此安心治儒，又天假寿年，那么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将会迎来一个辉煌灿烂的前景!但晁错没有，他重新拾起自己的老本行，以法家的面目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在太子府，晁错先是做太子合人，后升为门大夫，很快他就给文帝上了一疏：
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日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当务之急要对太子进行“术数”教育。什么是晁错眼中的“术数”?就是让太子懂得如何制约大臣，使大臣因敬畏而俯首贴耳；如何察言观色，合理处事，不被下面的臣工蒙骗；如何用小恩小惠安抚民众，让民众顺从；如何提倡忠君孝亲的思想，让臣民们都有良好的品行。晁错还危言耸听地说，以前的那些君主，之所以不能奉其宗庙而为臣子所杀，就因为不懂术数。
汉文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教太子术数。晁错可叹可恨的悲剧命运，在这时便已埋下了种子。
当时太子刘启还只有十几岁，正是白纸上好画画的年龄。年长太子11岁的晁错，就用术数在这张白纸上尽情地画。太子听得如痴似醉，波诡云谲的生存哲学，从此便在这个青年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晁错也由此从这个人才库里脱颖而出，太子府上下所有人都尊称他为“智囊”。此时的晁错与其说是太子的幕僚，不如说是他的恩师。
术数这东西，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撇开情感因素，只计成败、利害、得失的为人处世之法，这种法则与“丛林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不问是非，只问得失”，“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正因为深得晁错的真传，深谙术数的刘启，才会在登基后不久，就导演了一出“七国之乱”的好戏来，同时老谋深算地把他的恩师晁错当作了戏中承接转合的“戏眼”。
在此之前，关于太子刘启的教育问题，晁的同乡、与他同龄的大才子贾谊也对文帝有一番建议：
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如果说晁错看重的是太子的心计城府，那么贾谊看重的则是太子的人格品性。晁错急于让太子精通权谋，贾谊则认为明辨是非是太子的首选。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梁怀王(汉文帝的小儿子)不坠马身亡，又被文帝选为太子，那么作为怀王太傅的贾谊日后必定处在晁错的位置。尽管贾谊在他“一痛哭，三流泪，六叹息”的疏折中，把藩强国弱作为帝国目前最大的隐忧来长吁短叹，痛哭不已，并认为削藩势在必行，但如果是他和梁怀王来唱这出戏，恐怕就温和多了。因为贾谊在他的奏疏中已隐约提到，削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藩国再行自封，分得越细越好。藩国一细分，就没有强大的实力与中央对抗了；而藩王一多，也很难联合了，即便能联合起来，其保密工作也非常难做。后来汉武帝施行的《推恩令》，与贾谊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如果说晁错的削藩政策是从外部强硬分割，那么贾谊的削藩政策便是从内部悄然瓦解，孰高孰低，一看便知。我们几乎可以推定，如果是梁怀王和贾谊执政，那么历史上就不会有七国之乱了，贾谊也就不会像晁错一样“为国远虑，祸反近身”。
历史教科书几乎对历代所有改革家都不遗余力地大加颂扬。事实上，一个人空顶着改革家的名号并没多大意义，关键要看他的方法和行动。
在得到文帝和太子的表扬后，晁错从此一发不可收，接二连三上了几十道疏折，其中著名的就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这些政论文现在看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在当时似乎篇篇切中要害。文帝读之，每每以手抚额，似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文帝是个半路出家的皇帝，大将周勃等人掘翻吕氏家族后，硬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正因为是半路出家，所以为人特别谦逊，喜欢不耻下问。晁错的建议，凡是能够采纳的，他就尽量采纳。
大概是受了晁错疯狂上疏的启发，公元前165年九月，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要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和敢于直谏之人，由皇上亲自试问。当时贾谊已死，所以独显晁错之能。结果晁错以一篇《举贤良对策》，得到最高评价，被文帝提升为中大夫。如果说晁错以前在太子门下做事，还只是“潜力股”的话，那么现在他已开始“直线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