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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画饼充饥式的太平
作者：刘绪义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的一个冬天，长安城内一片繁忙。宫内，文武大臣们一反往常的从容淡定，相互之间眼神交错，一股莫名的惊慌难以抑制。此时，一道紧急军情由遥远的边关直达朝廷：安禄山、史思明举兵反叛了!
此时的大唐天子唐玄宗，却表现得异常镇定，他接到军情飞报后，随即将奏报弃之一边，对大臣们说，这不过是那些“恶禄山者诈言”而已，不必当真。
然而，一个又一个的军情飞报飞到了玄宗手边：叛军“烟尘千里，鼓噪震地”，大举南下；“海内久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叛军攻下洛阳了……这一来不由唐玄宗不信了。反讯确实，玄宗哪里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洛阳失陷后，大将封常清、高仙芝收拾残部退守潼关，叛军久攻不下，军心动摇，而在长安城里坐立不安的玄宗得知封、高二将久守不出，内心里一股不知何日才能退敌的忧虑，竟然使得这位“雄主”的举措乖张起来：一道圣旨迅速下达，圣旨中以封、高二将畏敌怯战之罪，命令宦官在军中斩杀封、高二将。
斩杀二将之后，唐玄宗心头似乎稍稍平静，他的耳边想起了一首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歌中的哥舒就是当年在与吐蕃作战中屡立战功的哥舒翰。然而，哥舒翰却已中风，病休在家也已多年。
接到奉命统兵出征平乱旨意的哥舒翰，不知是被这纸皇帝莫明其妙的任命所惊起，还是被皇帝的信任所感奋，竟然以一介中风之躯挺身而起，前往潼关。
到了潼关，重病之中的哥舒翰中风之症似乎不治而愈。当年的雄风似乎也被战争的硝烟唤回。此时，不断有消息传来，河北河南的颜真卿、李光弼、郭子仪、许远等多路兵马连连击败叛军，安禄山大为恐慌，准备放弃洛阳逃回范阳。面对这样一个有利局面，哥舒翰选择的战略布署还是坚守潼关。只要潼关不失，叛军的末日已经不远。
但是，玄宗这一边看到杀了两员大将之后，换来的仍然是坚守潼关，心中自然十分生气。然而，此时若是再杀掉哥舒翰，恐再无人统兵了，于是他再三命令哥舒翰出战。无奈，哥舒翰“抚膺锄哭久之，乃引师出关”，随即被叛军杀得大败，十余万人几乎全军覆没。
哥舒翰之死是一种悲剧，倒不如说他的不幸是大唐太平天子玄宗身后的一个悲情影像。哥舒翰一死，潼关天险的大门就这样被玄宗亲手打开了。安禄山得以大兵长驱直入，紧接着就占据了长安。
从起兵到攻下首都，安禄山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宣告了被后世史学家讴歌不已的“开元盛世”的终结。到天宝十五载六月，留给唐玄宗选择的就只有仓皇奔蜀这一条路了。刚走出长安不过百十里，就发生了著名的马嵬驿兵变，玄宗心爱的贵妃及以“椒房之亲”得任宰相的杨国忠先后被杀。同年，太子李亨不待玄宗之命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皇帝位，一代“雄主”唐玄宗也不得不宣布退位为太上皇。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史称“英武有才略”。不仅当时的文人骚客的笔下对其称颂有加，乃至后世也一直把他作为一代英主而载入史册。
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把安史之乱看作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言下之意就是把这一责任加诸一场军事政变，充其量就是追究责任时在安禄山和唐玄宗身上各打五十大板。当然，我们如果非要找一个点的话，755年的冬天当然算得上是一个。然而，倘若就这么简单的话，何以去解释人们眼中的“开元盛世”如此短命?
历史果真如此吗?
我们先来看其武功。
唐玄宗的武功，说起来其实主要来自于他即位之初，先是与太平公主合谋，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拥立其父李旦即位，自己得立为太子；唐玄宗即位后不久，又以宫廷政变的形式杀了大权独揽的姑姑太平公主，此时他只有27岁，改元开元，表示要大干一场。
然而，到唐玄宗止，唐朝虽号称一统天下，究其实一直没有真正地完全统一。“唐兴，蛮夷更蛊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南诏是也。”(《新唐书·四夷传》)又说：“突厥，回纥(即回鹘)、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新唐书·地理志》)这就是说，面对这么些州府朝廷不能干涉，不唯如此，就连户籍、赋税都不归朝廷管。因此，当时他们也或臣或叛，经制不一。比如南诏造反时，其首领阁罗凤宣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破裂，列举了南诏不得不反的六大理由。吐蕃也是如此，《新唐书·吐蕃传》载：“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唯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馘华人，谋夫虎帅环视共计，率不得要领。”吐蕃不但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而且多次杀逼京城，而朝廷对此亦无计可施。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还指出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那就是“胡化”：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现两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
这里虽然说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其实在安史之乱前，也不例外。唐玄宗重用胡将，其目的就是以胡制胡。安禄山和哥舒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玄宗倚重的得力大将。玄宗对安禄山的赏赐，除了京城的宏丽宅第外，各种财宝钱物从不间断。更有甚者，为了笼络安禄山，玄宗将当时全国最大的牧马场陇右牧场，送给安禄山。众所周知，马对军队的战斗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也为安禄山的叛乱打下了基础。
玄宗之重用蕃将，正是唐代军事力量衰弱的表现。以当年的石堡城一战为例。石堡城位于今甘肃省卓尼县，因地处要冲，地势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和吐蕃为此反复争夺了27年(729年－756年)之久，进行了几场激烈残酷的拉锯战。
天宝元年，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买胡马壮军势，掌握“天下劲兵重镇”，直到此时唐军才开始易守为攻。哥舒翰于747年十一月接任陇右节度使后，在青海胡畔筑城做防御工事，置神威军，但很快就被吐蕃攻破。
749年六月，玄宗命哥舒翰率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部加上朔方、河东兵6，3万余人向石堡城发动进攻。然而，就在这场胜利之战中，唐军以士卒死伤数万人的代价才攻下这一军事要冲，仅擒获吐蕃400人。
也就是受这场战争的鼓舞，玄宗此后一改防守的策略，主张以进攻为主。安史之乱初，哥舒翰就是玄宗这一战略决策的牺牲品。
可以说，玄宗时的武功，基本上是胜少败多。诗人说的“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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