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4期
科举废除为晚清报业发展带来转机
作者：龚令民
科举的废除无疑对中国近现代报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报业最需要人才的时候，科举义无反顾地退出了对人才的争夺，报业一下子也从相对弱势变得十分强势。
一
1905年9月2日，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来说，很可能只是无数平常日子中平常的一天。而对于那些从小就头悬梁、锥刺股的读书人，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清廷采纳了汉人重臣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建议——废除科举。
这项看似简单的决议一下子在读书人中间炸开了锅，实行了1300多年的开科取士在这里戛然而止，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被无情地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原本打算抱守终身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念突然不再清晰，何去何从瞬间成丁所有读书人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实际上，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就已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世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殿试时，应考进士所用的标准书法，要求“方、光、乌”，不允许有任何个性的表现)优劣定高下。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经过磋商，清廷内部逐步达成两套方案。
一套是渐进变通式。从1901年到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先后向清廷递交了一批被史学家称为“江汉三奏”的折子。在折子里，他们主张对科举制进行逐步改革。即从废除八股文、建立新式学堂开始，然后循序渐进，直到最终达到以新代旧的目的。这是一套以最小付出博取最大收益的方案，清廷慎重考虑之后接受了他们的主张。1901年7月，清廷下令各地乡会试等均改试策论，不再采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科考试，1902年，张之洞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10年内逐步废除科举的构想。按照他的想法，从是年起，每科取士名额递减，分三科减尽，10年之后，不再有科举，一律从学堂取士。
但这套方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随着局势的变动，科举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所以不久之后清廷又提出了第二套方案——激进革命式。这一套方案的主要拥护者是袁世凯和端方，他们认为，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再采取什么渐进的改革方式了，科举一日不停，新学一日不兴。因为只要大家对科举还心存侥幸，那么就没有人会专心致志地砥砺新学。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公家因财力有限，不可能马上普及学堂，而民间私立学堂又极少。因此，如继续采取渐进的方式，则中国不知道要到哪年哪月才能完成新旧交替，而眼下又急需大量新学人才，所以他们主张先破后立，只有废除科举，替新学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新学才能得以更快更好地发展。
应该说，袁世凯和端方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是，破可以顷刻而就，但立却不是说立就能马上立得起来的。一种制度的结束并不一定就意味另一种制度的新生，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无数的读书人一下子被撂在了半路上，何去何从?年轻的或许可以进学堂，有钱的或许还能出国喝两年洋墨水，回来小辫子一盘就成了新式的口岸知识分子。但是对于那些年纪一大把、为了四书五经已经耗费了大半生精力、指望着时来运转博个功名封妻荫子的人来说，这个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有一次不无抱怨地对冯玉祥说：“在中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寥寥数语，道尽了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的尴尬与无奈。
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让读书人普遍失去了进取的途径，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饱学之士干不了扶犁锄地的活，有点家业的或许还能够守着祖产过活，没有家业的甚至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个别的也只能投亲靠友，蹭一碗饭吃，而更多的只能凭着自己的那点学问，凭着手中的笔去开启人生的下一把枷锁。
二
拿笔讨生活真的就那么容易么?
中国现代报业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在最初的日子里，报业几乎就是“清贫”的代名词。
大诗人袁枚那个曾当过县令的孙子袁祖志在最初堕入报界时酸楚异常：“(袁祖志)寓沪时赤贫如洗，(后)入《新闻报》馆担任论文，月薪仅二十元，会当夏令，求一布大褂而不可得。”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从事报业的李伯元、吴趼人也是一生穷困，忙碌之余还得经常写些小说混生活，即使这样，也常常是人不敷出，债台高筑。据史载：“某岁，伯元大窘困，除夕，索逋者接踵而至，伯元则与友跼匿小楼，饮酒联句达旦。”吴趼人死后更是只有银元两个，不能成殓，全仗友人捐助才算人士为安。
那时候，报业远没有今天这样风光，从事报业对很多人来说只是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左宗棠说“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梁启超也说“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腐，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在如此心理的影响下，读书人念念不忘功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尝主《申报》笔政”的韩邦庆甚至于离世前三年，仍然“应试北闱”；《申报》的另一位总主笔黄协埙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每考必到，每到必考，落第后又重回报馆，即使在担任《申报》总主笔后，还常以“恭读某月某日懿旨或上谕注其后”为题撰写评论。
随着经济发展和民智的开启，到20世纪初，这一状况开始有所改观。报业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清末民初有名的报人包天笑就生活优裕，事业风顺。1905年在《时报》馆供职时期，月薪80元，再加上兼职《小说林》的40元，每月固定收入120元，有时在别处写小说编杂志甚至可收获两倍于薪水的酬劳，而其全家费用每月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这样下来，结余了至少一半，日子过得也算滋润。当然这并非个案，与包天笑同样供职于《时报》馆的陈景韩收入也与他不相上下。更令报人们感到欣慰的恐怕还是职业地位的提高，曾执笔广州《人权报》的陈耿夫在谈及往日风光时经常得意地说“洞神坊及十八甫等处各商户，无不识吾姓名。每外出商户及路人多喷喷相指，谓此即某报记者陈某云云”。清末两广总督张鸣歧上任伊始，就“大宴记者”，对这些原先被满清官僚视为“斯文败类”的记者极力笼络。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就连很多科举高中、功名在身的人也开始涉足报业，黄远生即是其中一例。1885年出生的黄远生可谓是科举制度下的幸运儿，从1903到1904年，18岁的黄远山赶在科举废除之前连中三榜，名声大噪。中进士后黄远生“以知县即用，分发河南”，但他无意仕途，再三申请后被批准赴日留学。民国建立后，黄远生不当官，不作议员，只任《申报》、《时报》驻京记者，他行文“横肆锋利，辞兼庄谐，尤工通讯”，最后甚至把“远生通讯”成功打造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
不仅如此，此时报业的生存环境也逐渐好转。近代以来的都市化运动造就了大批市民，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固定的闲暇，他们有精神需求，也有消费能力，一个新兴的文化市场蔚然形成。西方经济学家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推动着资源的有效分配，源源不断的人才开始流向当时正在发展的新闻出版业。
科举的废除无疑对中国近现代报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报业最需要人才的时候，科举义无反顾地退出了对人才的争夺，报业一下子也从相对弱势变得十分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