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4期
朱元璋为什么忌恨江南？
作者：黄 波
成为巨富后的顾瑛开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选择：一是脱离商界，将产业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潜修文艺，二是在昆山构筑玉山草堂，草堂内不仅有园池亭榭之胜，更有主人耗费大量财力搜集来的古书名画、鼎彝珍玩，从而使这个草堂成为文人最理想的游赏休憩之所。此后数年间。顾瑛依仗其雄厚财力，广遨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高会、啸傲山林，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东南。“玉山雅集”遂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显赫的符号。
据统计，“玉山雅集”前后约有140余位文化人参加，诗人、学者、古文家、书画家众角齐备，另外还有助兴的乐师和歌伎、舞姬，真是高朋满座，胜流如云，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实为空前，以至于“四方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之焉”。他们或饮酒赋诗，或品鉴古玩，或挥毫泼墨，或清谈名理，或寄情山水，或观赏歌舞，无不兴尽而罢，可谓极世俗人生之乐事。
参加“玉山雅集”的名士中，就有像诗人杨维桢、画家倪云林等这样的一代文化巨子。杨维桢在玉山草堂所做的最为人知也最让人诟病的一件事就是所谓的“妓鞋侑酒”。当年，这个大才子到底是将酒杯置于妓鞋中，还是直接以妓鞋盛酒，据说曾引来好事者去津津有味地考证。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惊世骇俗的动作更像一个行为艺术，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艺术的表演者要借此表示他自己乃至整个江浙文人对僵硬礼法的蔑视，从而去张扬一种新的价值。什么样的新价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性的包容和尊重。在杨维桢们看来，普通人那些世俗的欲望实在没什么可耻的。我们看到，过去被文人鄙视的市井生活，尤其是行商坐贾的逐利生涯，在文人笔下第一次显得那么明丽和健康，昔日总要以“发乎情止乎礼”来规范的男女情爱，也开始回到人性的常轨。“为郎歌舞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杨维桢笔下的少女，已不再是娇弱的病态，而更具粗豪、本真之美；“郎去愁风水，郎归惜岁华。吴船如屋里，南北共浮家”，诗中商人之妇流露出的对丈夫真挚的情感，还需要如白居易那样的文人去格外恩赐和怜悯吗?旧文人门槛很高，可是在杨维桢这里，却没有各种身份的限制，他遍交各个阶层的人士，和他诗文唱和的，有制笔者，甚至还有替人理发的手艺人，他所编的一部诗集中，某位商贩的作品居然赫然在列。缺乏新的价值观的支撑，没有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文人就会永远自以为高人一等。
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商人被贬抑的社会不能称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阶层如果缺乏对文化的热情，不准备使自己获得除金钱以外的尊重，也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元末富商们，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他们不仅舍得为附庸风雅而大把花银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个家族真正风雅起来。于是，在元末江浙地区，由富商主持的如顾瑛“玉山雅集”一般纯粹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一时蔚为壮观，文人们在这里被视为上宾，商人们的品位也从文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士、商良性互动的一幕，终于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
而像这样一个“文化的江南”，却是从乡野里崛起的朱元璋所无法理解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民风淳朴、士农工商按儒家传统规定的秩序各安其位的小农社会。而商业文明发展以后必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又使这个新天子对其深深恐惧和仇视，他认为这是不利于其控制的。因此，他既要从经济上压榨江南，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于工商业发展而带来的社会富庶与奢华，同时，作为“文化的江南”也是他要竭力扼杀的。
“文化的江南”风消云散
史料证明，朱元璋对江南的民风和土风早存不满。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明朝建国前，朱元璋就曾经这样训诫归顺的张士诚旧将：我所用的将领多半是濠泗、汝颍、寿春、定远(现均属安徽)诸州之人，他们勤苦俭约，不知奢侈，不像你们江浙人，因为富庶就耽于逸乐。现在你们既然归顺于我，就一定要把过去的习惯和毛病好好改掉。
统一天下后，江南虽然已是新天子朱元璋的“王土”之一，江南百姓也无一不是他的“王臣”，但他对江南和江南百姓的疑惧却是并不隐讳的。
明王朝对江南实行的重赋政策是其一，在攻下苏州数月之后，朱元璋下令强迫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临濠(今安徽凤阳)，这些人甚至被禁止回乡祭扫祖墓，违者会受到严惩。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损招儿。
除此之外，朱元璋对江南人士还充满了强烈的不信任。据考证，朱元璋在位31年，苏州知府竟然换了30次，而且这30人当中，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等严厉惩罚者就有14个。尤其是洪武七年(1374年)发生的苏州知府魏观被诬谋反冤案，更牵连大批江南名士掉了脑袋。朱元璋对江南人士的猜忌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洪武二十六年，他下诏“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个中原因正如明末谢在杭所分析，因为户部是管理天下钱粮的地方，而江浙赋税又最多，所以朱元璋特别害怕江浙人进入户部当官后给他玩猫腻；史书上说，在朱元璋当政时期，“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元末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观残破、精神枯滞的江南。
明朝建立后，作为文化江南代表人物的几个知识分子，除了杨维桢被召见又放还、不久病死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得到善终。玉山草堂的主人顾瑛父子被勒令迁徙后，于洪武二年在穷困中客死于安徽凤阳。明初所谓“吴中四杰”，高启受魏观案牵连，被腰斩；杨基因别人进馋言，被罚苦工，卒于工所；张羽因事牵连被流放岭南，后获召还，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途中投江自杀；徐贲也是因小故被逮下狱而死。与“吴中四杰”交游的加起来号称“北郭十友”的其他六人，也全都没有好下场。
云蒸霞蔚的元末江南文化从此风消云散。
许多人对此是不甘心的。“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在世时，曾经向一个朋友打听故乡的情况，朋友告诉他“吴中风景，大异往昔”，他不禁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非常深沉的诗：
三年身不到姑苏，
见说城边柳半枯。
纵有萧萧几株在，
也应啼杀城头乌!
这样一个衰败的江南，即使是城头的乌鸦，也要兴起浓厚的今昔之感!
江南的复苏，是在明中叶以后了。直到明弘治、正德年间，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和经济上的发展，萧条已久的江浙地区才重新恢复了活力。一本叫《寓圃杂记》的笔记记载：“昊中自号繁华，自张氏之据，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木蛊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在这里，江南城市的演变轨迹是一清二楚的：吴中本来就是繁华之地，朱元璋建国后，“邑里萧然，生计鲜薄”。朱元璋后的正统、天顺两朝，略有恢复；而到了弘治、正德年间，才“愈益繁盛”。作者还特别提到，随着经济的复兴，江南“人才辈出，尤为冠绝”。是的，人才无代无之，关键在于统治者采用什么样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弘治、正德两朝，统治者明孝宗、明武宗都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英主，明武宗更被指为荒淫的庸君，而恰恰是在他们的治下，江南经济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复性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诡异的现象?与其说是他们的措施多么得当，毋宁说根源正在于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统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对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可能是个坏消息，但于激发民智和社会进步却是充分利好。其中透露的信息更是意味深长。
编辑 汪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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