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21)_应天故事汇

二十一

　　崔哲生气了，他反击道："你又不是牛，你怎么知道牛不会思考？"

　　杜晓东愣了一下，继续发起攻击："你也不是牛，你怎么知道牛会思考？"

　　崔哲又说……杜晓东又说……这样说来说去，这场辩论的议题就从新闻写作手法的分歧变成了"牛到底会不会思考"，接着又变成了"牛到底有没有大脑"，幸亏周自恒在它演变成更加深奥的生物学问题之前及时叫停，否则崔哲和杜晓东就要立即去牵一头牛回来继续讨论。

　　但是，崔哲和杜晓东只是在评报会上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在私底下他们仍然保持着友善的同事和朋友关系。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酒，一起探讨新闻业务。

　　总之，那是一段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闪亮日子。这个报社里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充满了电，齐心协力地努力往前冲。那时候，周自恒还专门请了一个音乐学院老师为他写的一首社歌谱曲。他在歌词里延续了自己一贯的进取风格。那首歌在报社里传唱过一阵子，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曾经听见过有人蹲在马桶上哼唱："为了更大的光荣，冲！冲！冲……"

　　据说，对于《北方时报》的创办，《都市早报》的高层人士起初并没有感到紧张。他们认为，在他们的优势压制之下，一份新兴报纸的生命周期不会超过10个月。当《北方时报》破除了这个预言并且表现出了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时，他们正在《都市早报》内部重新排列权力的次序，这样的排序引发了一场内部人事斗争，使他们抽不出多少精力和时间来应对《北方时报》的"挑战"。直到他们发现情势不妙而准备同仇敌忾时，《北方时报》的发展看上去已经势不可挡。

　　在这几年时间里，《北方时报》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周自恒的计划之中。它的发行量从零到10万份，又到20万份、30万份……与此相对应，它的广告收入步步登高，从第一年的1.2亿元到第二年的2亿元，再到第三年的3.5亿元。这时候，原本一无所有的编辑记者们也渐渐收到了回报，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始买房购车。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也渐渐由"选题"、"新闻价值"转向了"股票"和"楼市"……

　　到了第四年，也就是在《北方时报》发行量突破45万份、广告收入达到4亿元之后，这个发展势头停滞了。当然，到这个时候，报业集团的高层已经很满意了。

　　周自恒当然也已经满意了。早在《北方时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就已经公开宣称，在本报的持续"攻势"之下，《都市早报》开始呈现出颓势。根据周自恒公布的数字，那个时候，《都市早报》的发行量已经从原有的35万份迅速减少到了22万份。一年之后，周自恒又告诉我们，《都市早报》的发行量再次萎缩到了14万份。到了第三年，这个数字又变成了9万份。

　　在《北方时报》创刊四周年庆祝大会上，周自恒用一种成功者的矜持语态对我们说："它（《都市早报》）已经一败涂地，再无翻身之日。"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北方时报》发生了一些我始料未及的变化。

　　首先是报社人口的变化。在创刊后的前三年里，报社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是缓慢的。但是，从第四年开始，它突然进入了一个急剧的增长时期，各种"裙带关系"蜂拥而来。仅仅用了半年时间，采编人员就从160人发展到230人。

　　有一次，我因为生病休息了三天，再回到报社时，我突然发现记者办公席里多了七八张新面孔。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新来者大都待人谦恭，但这几个新人神态骄横，仿佛有些"来头"。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人果然大有"来头"，他们都是"条子记者"--这是报社里的一种特别称谓，专指那种凭着某个报社高层签下的字条到人力资源部报到而当上记者的人。

　　在报社人口疯长的同时，人际关系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新的秩序开始建立起来。

　　起初，部门主任们承担的角色是"业务带头人"，他们与普通编辑记者们同在一个大的办公区域里办公，使用同样的办公桌和电脑。后来，一张老板桌把他们与普通编辑记者区分开来，再后来，经过一次内部装修，他们又有了单独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角色转换--他们渐渐变成了"发号施令的人"。

　　这样的等级形成之后，编辑记者们也逐渐分化成了若干个界限模糊的阶层，不同的阶层代表不同的利益和机会。当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从最初的"合作伙伴"转变成了"竞争对象"，看上去每个人都越来越客气，内心里却越来越计较。渐渐的，创刊初始时这个"大家庭"里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信任和宽容越来越少，猜疑和抱怨开始在不同的场合里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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