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纸里的火(33)_应天故事汇

三十三

　　那又是一个乏味的上午，值班室里只有我和肖彤两个人。我对着许久没有振铃的电话发呆，肖彤在一边专心研究她涂抹得花花绿绿的指甲。当一楼大厅的保安打电话通知我们楼下有读者来访时，我和肖彤对视了一下，然后，我迅速掏出了两张扑克牌。

　　在报社里，接线员除了在值班室接听读者来电之外，还有另一项任务：接待读者来访。当然，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仍然只是以下这些事情：与读者见面后，把他们所说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告诉他们回去等消息--如果记者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自然会联系他们，否则就代表报社不准备报道那件事情。

　　与接听读者来电相比，接待读者来访需要多付出一些劳动：搭电梯从17楼下到1楼。一般情况下，一楼保安在通知我们有读者来访之后，会把来访者安排在1楼大厅的一间接待室里等候。

　　来访者大都是那些遭遇不公平却无处申张的人们。他们在四处碰壁之后就会想起报社。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认为报社应该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我也希望是这样。在那个时候，"话语权"是一个很流行的词。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麦克风，谁握着它谁的声音就大。一般情况下，它并不属于那些"草根"。但"草根"们无计可施时，通常会一厢情愿地把报社当成他们的麦克风。

　　我知道，许多时候报社并不能为他们充当"麦克风"。就算有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记者们还要在付出努力之前考虑一下那件事情是否有"新闻价值"--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社就像是个商人，它必须考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能否为它换来读者的注意力，就像一个水果贩子在进货前要考虑是否有人会买。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因为房子被强行拆迁而无处可去的老人，结果花了半个小时才说服他不要跪在地上说话，接着又花了半个小时说服他回家去等消息。那个看起来走投无路的老人给了我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对方偏偏以为他遇见的是一个愿意并且有能力帮助他的人，这更使我感到难以担当。我说过，我只不过是一个接线员。

　　在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接待来访者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抓阄--两张扑克牌，其中有一张是黑桃A，它代表那个倒霉的人。

　　那一次，肖彤抓到了那张黑桃A。她用了5分钟抱怨自己的坏运气，又用了5分钟掏出化妆包修补脸上的妆，然后才嘟嘟囔囔地下楼去了。

　　说实话，我对这个同为接线员的女人并没有多少好感，甚至有些厌恶。她已经28岁了，但说话时似乎总是在努力扮演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有一次，她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只蟑螂爬过时，捂着脸捏着嗓子夸张地大叫："哎呀，真的好恶心呀！"另外，除非你是她的丈夫，否则你不要想看清她的本来面目，因为她每次出现时脸上都擦着厚厚的粉，就像是戴着一幅面具。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差点被她身上浓重的香水味道熏得闭过气去，后来习惯了才感觉好些。

　　我对她缺乏好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是崔哲的老婆。就像你猜测的那样，她是因为有一个担任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丈夫才获得这份工作的。平时总跟肖彤在一起聊天的张萌告诉我，肖彤是主动要求来报社工作的，因为她是一个疑心很重的女人，她只有在能够随时监视自己丈夫的地方才会获得安全感。崔哲起初想让肖彤在社会新闻部当记者，但人力资源部投了反对票，因为她根本无法通过报社对记者的学历要求--肖彤的简历上说，她只读到了高中毕业。后来，崔哲只好让她到新闻热线值班室里来当一名接线员。

　　但是，即使是"高中毕业"这样一个学历，肖彤都说了谎。

　　我有个朋友叫刘珍，她是报社人力资源部的普通职员，每天负责抄送文件之类的工作。她平时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听别人的恋爱史。她告诉我，事实上，肖彤只念到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一座大厦里开电梯。崔哲有一次去那座大厦里采访的时候认识了她，随后开始恋爱并且结婚。

　　刘珍说，在这个报社里，除了高层管理者之外，包括部门主任在内的员工全部都是聘用制员工。他们与报社的关系只是一份两页纸的聘用合同，一般不迁户口也不调档案，甚至连各种保险都可以不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各种"裙带关系"而进入报社工作的人实在太多了。

　　刘珍还说，在人力资源部看来，每一个被周自恒或部门主任选中的应聘者都有某种背景，但他们不会追问那些背景是什么。当他们失去追问的兴趣时，自然也就不会关心那些应聘资料的真实性了。更何况，即使知道其中有谎言，由于对那些"裙带关系"的忌惮，他们也不会对此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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