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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不上话。这人顺竿爬的水平倒不坏,想起维维说她只要他对她真心,想起那个细腰长腿极尽妖艳的当地女孩儿,我沉下脸。

  “记着啊,你欠我一顿饭,我保留随时追债的权利。”他很识相,抓起大衣开门走了。

  天快亮的时候,彭维维醒了,在床上反复辗转,痛苦不堪地呕吐呻吟,我跑进跑出地服侍着,为她擦脸抹手,换床单拖地板,累得腰酸背痛。

  她睁开眼睛,仿佛不认识我,沙哑着声音说:“你去睡,我没事儿。”

  “维维,我不认得他,昨晚是个误会,真的。”我急急地解释。

  “算了,不关你的事儿,是我自己犯贱,对不起。”她疲倦地微笑,化妆完全糊掉,一大半眼影洇在下眼睑上,另一半全抹在雪白的枕套上。

  那张脸依然漂亮,美丽的眼睛里却带着煞气。我不敢胡乱说话,只能顾左右而言它,“起来洗个澡,吃点儿东西再睡吧。”

  她躺着没动,眼圈乌青,象大病过一场。“你知道吗?”她笑得似乎很欢畅,“我以为他是路易斯,没想到他是莱斯塔特。”

  我一下笑出声,“你个白痴,真以为自己是克罗迪娅?”

  “赵玫,你可千万别碰他,那不是人,是个混蛋,简直人尽可妻。”

  我唯唯诺诺着答应,她打了个呵欠,终于又沉沉睡去。

  上午有两节语言课,我不想错过。窗外曙光初露,补觉是不可能了。此刻倒下,不到中午十二点甭想起床,我索性换上跑鞋出去晨练。

  一路穿过半圆广场和著名的“波将金”台阶,沿着海滨大道一路跑下去,对面有跑步的人经过,目光在我脸上长时间地驻留。我没有在意,冲他笑了笑,两人擦肩而过。

  落叶在脚下刷刷作响,早晨的空气寒冷却清冽而纯净,弥散着海洋的气息。身后有脚步声追了上来,我回头,清冷的空气里看到一脸和煦的笑容,犹如春日午后的阳光。

  “早安。”他用英语说,“我是安德烈.弗拉迪米诺维奇,还记得我吗?”

  我仔细辨认片刻,差点失声叫出来:“小蜜蜂……”

  真的是他,不过今日完全便装,笑容温柔,完全没有警察局里故作冷酷的模样。

  安德烈,奥德萨市警察局刑事犯罪科的警员,今年二十五岁,毕业于奥德萨国立大学。这是他的自我介绍。

  此次邂逅之后,他像是对我发生了浓厚兴趣,每天清晨都会在“波将金”石阶的尽头等我一起锻炼,逼得我天天按时起床和他会合。混得熟了,有时候下了课,也会和他一起去快餐店吃顿饭。

  我大概是有严重的“制服诱惑”情结,曾经因为对德国军服的崇拜,被人在网上狂砸过板儿砖。而安德烈平时干净得象个学生,穿起警服就帅得难以形容,深邃的蓝眼睛在帽檐下带点冷冷的神情,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警察。

  不过比起中国人的伶俐,安德烈和大部分东欧的同龄人一样,有点没心没肺的纯朴,思维总是直来直去,好象脑子里缺根弦。

  他开着一辆二手“拉达”,前苏联的著名国产品牌车,四四方方一个壳,乌里八涂的颜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虽然他并不承认这是辆破车,可北京街头曾经一块二一公里的破夏利,都比他的车整齐。

  他为此严重抗议:“拉达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一。”

  我不跟他争辩,只是问他,“听说你们做警察的,黑钱收得很厉害,黑社会都黑不过你们,你怎么窘成这样?”

  安德烈的脸慢慢涨红了,无意中提高了声音,“玫,我希望你向我道歉,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但我从没有起过任何渎职的念头,我很骄傲我是个警察。”

  “对不起,”我没想到他这么敏感,连忙认错,“我言重了。”

  “你应该道歉,玫,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我喜欢你,可是你不能误解我。”他说得很认真。

  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我把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笑,“安德烈,你真象个孩子。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近墨者黑,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也许你说得对,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人总要活下去。”

  他说的是实情。一个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舌,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黄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而当地人的餐桌上,仅有土豆、洋葱和胡萝卜,吃到人反胃。

  我耸耸肩,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我走,我请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兴。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

  来乌克兰四个月,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但和男性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不过在安德烈面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也许是他太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

  酒馆里人声嘈杂,挤满了口沫飞溅的当地居民。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

  那天他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工作前途,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我默默听着。

  其实社会的变革,也就两种方式,要么像钝刀子拉肉似的和平演变,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体前的生活水平,那时的卢布,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一美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

  安德烈的家庭背景,和我很象。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他们家在苏联解体前,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九一年之后则物事全非。

  安德烈自己在大学修的是西方文学史,毕业后却设法加入了警局,因为警察至少职业稳定,又比一般的公务员多些保障。

  “安德烈,”我终于瞅了个空子插进话,问出心中埋藏许久的疑问,“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什么样子?”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记忆空白的那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非常狼狈。”他看着我,眼底有一丝柔软的笑意,“一直在哭,脸上身上全是血,我以为你受了伤,让女警替你洗过脸,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就把你带进问讯室,后来的事,你应该都记得。”

  安德烈描述的,好像和孙嘉遇说的差不多。我红着脸问:“就这些?”

  他眨眨眼,“就这些。”

  “现场不是还有一个中国人嘛,他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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