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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


  “不了,我在广州等吧。提货时,我一块儿把加工费给你结了,货做好后我从广州押货回去。”我之所以这么痛快把钱交给赵老板,是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次来广州凶多吉少,我怕节外生枝,万一高雄管我借钱如何是好?我想尽快逃离阿雄和阿玲。当然,我也惦记琪琪,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回到了奉城。自从琪琪去哈尔滨看望她患了重病的父亲,我们就再没有联系。几天过去了,可琪琪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生怕有什么意外。可转念一想,她父亲病重,琪琪一直在医院照顾她父亲,肯定没有心思给我打电话。想到这里,我悬着的心踏实了不少。

  提完布料,赵老板连夜雇了辆面包车返回阳江。我闲着无聊继续陪高雄和几个老广去吃饭喝酒。

  看来,高雄的确经受住了老广们的考验。高雄要酒时,几个人同时摆手拒绝,“酒免了,咱们谈正事。昨晚的酒现在还在脑子里翻腾呢。”高雄只好故作无奈地作罢。

  饭桌上,高雄从老广们带来的十几种裤板里,挑中了三种,各订了一千条,并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华安宾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老广们直夸高雄好眼力,价格上也是一让再让。总货款五十万元。有两个带来裤板的老广,因为高雄没能相中他们的货而闷闷不乐。我在心里却为他们暗自庆幸。

  夜里,我睡不着给阿玲打电话,一听是我的声音,阿玲“啪”地把电话挂了,再打,忙音。我这是何必呢?非要劝她回头是岸吗?

  第二天,高雄很早就出去了。回来时,整个人春风满面,精神抖擞。我知道,高雄是去找阿玲扎针去了,不然,他不会如此亢奋,还喋喋不休地与我絮叨个没完,说得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语速很快,和平日里喝醉酒的酒鬼别无二致。据说,酒后的人话多利于醒酒,话密意味酒精挥发的也快。果然,吸毒后话多的人也有同一功效。

  大约九点钟,高雄一切如常,开始洗漱,又褪掉身上笔挺的西裤和皮鞋,换上睡衣、拖鞋,冲我诡秘的一笑。我不明白,他又在搞什么名堂,也懒得问。

  宾馆大堂前台来电话,让高雄下楼点货。

  “哥们,你陪我下去一趟,一会儿就上来。”

  我懒得动。

  高雄过来拽我,“哥们,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求求你了,老弟。”

  我拗不过高雄的纠缠,只好随他乘电梯下去。三个货主都到了,宾馆门前停放着三辆客货两用车。

  “你帮我点一下货,我带各位上楼结账。”高雄指挥着我,好像我是他的马仔。尽管我心里老大的不愿意,但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驳他的面子。

  每包一百条,编织袋上标得清清楚楚。这时,从马路对面停放的一辆货车上走下来一个中年男子,冲我说,“我是阿雄的朋友,我负责把货拉到汽运站。”说完,一挥手让跟过来的几个人开始卸货,把货包扛到对面的货车上。我刚要转身上楼,那人喊住我:“等一下,等我们走了,你再上去。”

  “为什么?又没我什么事。”

  那人挡住我的去路,“就一根烟的工夫。”他的口气不是在求我,更像是在下达命令。他递给我一根烟,帮我点上,便不再说话。货装整齐后,那人跑到马路对面,上车扬长而去。

  我刚进屋,高雄问我:“数对吧?”

  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高雄掀开床垫,从里面拽出一个鼓胀胀的黑色手提包,拍了拍上面的尘土,“来,结账。”高雄刚把拉链拉到一半,楼层的女服务员进来喊,“阿雄,电话。”

  高雄不耐烦地说,“我不去接,让总机转到我屋里来。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吗?”

  “客房电话正在维修,所有来电只能到服务台去接。”

  高雄把手提包随手往墙角一扔,趿拉着拖鞋满脸歉意地说:“抱歉,稍等片刻,我马上回来。”又冲我笑笑说:“兄弟,帮我看会儿包。”

  等了一会儿,见高雄还不回来,其中一个老广来到走廊,发现高雄已经不见了。忙问女服务员,“阿雄呢?他不是来接电话吗?”

  “下楼了,他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就匆匆忙忙下楼了。好像有要紧的事。”

  那个老广神色慌张地回屋拉开墙角的手提包,只见一团团皱皱巴巴的报纸下,是两块半拉的红砖头,“妈的,我们被阿雄给耍了!”我心里猛地一惊。那三个人呆怔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一个人拍着大腿说:“快报警。”

  我起身想去洗手间,一个老广拦腰把我抱住,“你不能走。”

  “你他妈有病啊,是你们和高雄做生意,又不是我,松手。”

  另外两个人也过来拽我,“你跟高雄是一伙的,你俩合起来骗我们的。”

  两个警察走进来,“怎么回事?”

  那三个人争先恐后地说了好半天,才把事情讲清楚。其中一个瘦矮的警察指着我说:“你,跟我们走一趟。”

  “凭什么?我还得在这等货呢,晚了,你负责呀。”

  “少废话。”矮瘦的警察一脚将我踹倒在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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