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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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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易 已经三天了，我在焦虑中度过了三个不眠的夜晚。 仍然没有印钟添的任何消息，不知道他接受怎样严酷的审问，不知道他是否已经为别人承担下了所有的罪名。 检察院，法院，市政府……上上下下有点关系的人我全都找遍了，统统千篇一律的回答，像串谋过一般：放弃吧！这个案子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死刑！ 死……那个前不久刚执着一枚钻戒说要陪伴我一生一世的男人，要被剥夺去生存的权利，我怎么可能放弃？！ “不！我不会放弃！我相信他是无辜的，我一定要救他，不管花多少钱，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对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说。 我是一个医生，我的病人不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我都不会放弃，更何况印钟添——那个在我最艰难的时候，陪我走过来的男人！ “你能交出全部的赃款吗？如果能交出来，有机会改判无期。” 赃款？那可是上亿啊。我捏着银行卡的手心浸满了汗。 这张卡里存着我这几年的全部积蓄，二百万，加上我正挂在中介出售的房子和家当，也不过三百多万。 我有些急了。“他根本没有贪污那些笔钱，我怎么拿？！他根本没有罪，为什么要判他死刑？！法律是干什么的？” “有没有罪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那要看印秘书自己怎么说！”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万一印钟添一时糊涂自己认了罪，谁都救不了他。“陈律师，你没有别的办法吗？” 陈律师无奈地沉吟良久。“要不你去上面疏通疏通吧，你在北京有关系吗？” 是啊！南州市副市长的秘书因贪污巨额建设款被抓，副市长也被隔离审查，难辞其咎，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谁敢趟这趟浑水，简直是不要命了。 也许，真的只有上面的人有办法。 到了北京，几经辗转，仍求助无门。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我意外地和一个不肯透露真实姓名和职位军区的干部联系上了，中间通过了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同事，绕得远了点，但绝对信得过。 我和他约在一个僻静的茶楼见面，只见他大概四十左右的年纪，穿着便装，举手投足还是透露着军人的正统。他看来体型已略显发福，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不太像什么高层的干部。 我暗自有些失望。 “你就是薄冰？” “嗯。”我点点头，把手中的资料双手递给他。 他一边喝茶，一边看完我的材料之，不时陷入沉重的思考。 “这个案子还有希望吗？” 他抬眼，一双精明的眼从银框的眼镜背后细细的端详着我。“有点难办，证据确凿，但……” 这一个“但”字，是我连续一个多月里听到的最美妙的词。我像溺水的人抓住了稻草，明知无济于事，却不愿松开最后的希望。“但？您的意思是……” “也不是完全没有转机。如果能往深了追查，也许……”他顿了顿，意有所指。 我点点头，明白他的意思。 这个案子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印钟添一个小秘书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欺上瞒下，贪污巨额的款项。可所有的罪证指向他，案子已经基本定了性。谁能有这么大的能力，翻云覆雨，把副市长推到印钟添身上的罪名，推卸干净。 我刚刚燃起的希望，又剩下残留的火星。 “我想……有个人能帮你。” 听到这句话，我简直以为自己因为长期的紧张，产生了幻听。我又问一遍：“您说什么？” “有个人应该能帮你说上话。”他郑重其事告诉我：“我帮你联系一下，你等我消息。” 我急忙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里面存着我全部的积蓄和新卖的房款。 不论我怎么说，那人坚决不收，说他只负责帮我联系，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想参与。 见他确实怕惹麻烦，我连声道谢，收起了银行卡。 第二天一早，我便接到那位干部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已经联系到能说上话的人了，那人正在国际饭店的总统套房等我，房间是以我的名义定的。临挂电话时，他特意提醒我：事情成与不成，只看他的态度，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我来不及细想，匆匆换上一套蓝色的套装，连装都没来得及化，直接赶往国际饭店。一路上我都在反复思索自己该说什么，做什么，如何才能表达我的诚意，并一再提醒自己：无论那人要多少好处费我都给，就算借高利贷也要给。 毕竟，人活着，一切才有希望。 在国际饭店的前台说出自己的名字，前台的小姐立刻双手恭谨地捧出房卡给我。 “需要我带您上去吗？”一个服务生想我深深鞠躬。 “不用，我自己可以找得到。” 站在套房的门口，我深深吸了口气，敲了敲门，之后刷了一下房卡，将门打开。 房间里一片沉寂，窗帘紧合着，不透一丝光。 一个英挺的背影笼罩在暗淡的阴影里，笔直地站着，那是军人惯用的站姿，傲世独立的挺拔。 我锁紧门，向前两步。“您好！” 我依稀看到那个背影轻颤一下，然后，他慢慢地转过身。 当我看见那张漠然的冷俊面容，我猛地回退，背紧紧抵在门板上，仍无力站稳。 “叶……正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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