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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也没加班费。”

  “坐车也不能报销。”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六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四小时开到伽师。地面不好走,刚开始站在卡车车厢里,站不住了就蹲着。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一颠簸,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它一声不吭,从我身子底下挪开,把大尾巴抽出来,厢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等我爬起来了,竖耳拧头目视远方。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六点八级的地震,两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我站住,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水泥极少,一捻就碎。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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