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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第七章 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我家在晋南襄汾,八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涂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

  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着轻沾水面。他和我缩着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粝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着。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多。”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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