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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人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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