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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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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有病，的确是心里有病，病态的心理。内心的压抑和郁闷，如果说我不发泄出去的话，那我会崩溃的。” 她看着我，眼光很信任，有一种终于把它说出来的松弛。 但是问完这些，我必须往下问，这是一期节目，我是记者。 “你为什么要面带微笑？”我指的是她踩猫的时候。 “我笑了么？”她是真不知道。 “你是说你都没觉察到自己脸上带着笑容？”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 “怎么踩是他们给你的指令么？” 她毫无犹豫：“不是。” “那为什么要选择踩它的眼睛呢？”我问。 “这个细节不要描述了。” “你为什么不想再谈起这些细节？” “如果再谈起这件事，好像又勾起我这些仇恨，不要谈这些了。”“你是说你把它想象成你仇恨的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 “你踩的时候能听见猫在叫吗？” “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想过，也没有感觉到什么。” “你没有意识到脚下这是个生命？” “没有。” “你后来为这件事情自责过吗？” “嗯。” “你曾经有过极端的念头吗？” “有过，我总感觉我内心受的伤，好像任何人都帮不了我，这些不谈了，我不想谈这些。对不起。” 她哭了。我知道她痛恨在别人面前流泪，对她说：“你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她起身离开，我们几个在房间里等着，没人说话。过了十几分钟，我去敲她的门，没有反应。我突然想起，她的同事提过她有美尼尔综合征，这种病受到惊吓或是情绪极激动时可能会发生晕眩，我大声叫来服务员打开房门。 她蜷在床上，缩作一团，手指僵硬痉挛，撕扯着枕头。我蹲下来，给她把脖子上的丝巾解开，她皮肤滚热。我试着去触摸她的手，她挣开了我。 我们叫来医生，注射了十毫克的安定，她才平静下来。 我和老范坐在床边看着她。 慢慢地，她睡着了。 回去路上，大家都许久不说话。 小宏说：“你的问题太刺激了，让她窘迫了。”他看了看我，又安慰性地补了一句：“当然，你也不能不问。” 之后谁也不再提这件事，包括老范。夜里，老范睡了，我睁着眼睛，台灯的光拧得很微弱。本子上什么也看不清，我还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下来： “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放下笔，我给王发了一条短信，希望她了解这个采访对我来说绝不轻松，但是我希望，承受痛苦对我们都是一种清洗。 她没有回。 后来我才知道，老范在机房编这段的时候也很挣扎。王的脸作了遮挡，但镜头里可以看见她脸上带着的那点笑容，侧影的弧度。 老范说一直不敢看那笑容，总是下意识地用机器挡住眼睛。她知道很多人都期待着王在镜头面前低头和忏悔，以便宽恕她。 “她的表情即便不是哭泣，最少也应该是沉痛的。”老范写道，“可是她居然笑着。” 机房的深夜里，老范再次面临“双城的创伤”时的选择：要不要把这些人性复杂的状态剪上去？会不会违背观众的愿望甚至触怒他们？ 她说后来想起我告诉她的一件事。 非典的时候，小鹏目击过一件摧折我心的事，当时我转身走了，他没来劝我，去跟大家会合吃饭了。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一会儿，也去了。 张洁有记录的习惯，他让小鹏拍一些大家的资料，小鹏就拿个DV问各人无厘头问题，大家闹哄哄。 问到我，他说：“你怕什么？” 我跟边上人说笑，没理他。 他说：“我知道你怕什么，你怕眼泪流下来。” 大家哄笑：“靠，太作了太作了。” 我嬉皮笑脸把DV接过来，倒转镜头对着他问“那你最怕什么呀？” 他看着我，说：“我最怕看见眼泪流下来。” 这帮坏蛋笑得更厉害了：“你俩是不是相爱了？”小鹏也一笑，把机器收了。 老范说她坐在机房的屏幕前，想起这件事，看着王的脸，理解了“有的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最终她剪了上去。 虐猫事件中，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公布过这三个相关人的个人信息，有人把这几个人的照片制成通缉今，以五十万买他们人头。我们采访了搜索的发起者，他问起我郭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我简单说了说，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为什么要关心他的处境？” “他现在的处境吧，多多少少跟我有一些关系，我这边想跟他说一声抱歉。”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 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 “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 “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攻击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在发泄，发泄当时愤怒的感情。”他说。 片子播出后，有人给老范留言说：“踩猫拍猫的人不见你谴责，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这是什么逻辑？”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初做记者，我有过一个习惯，问那些被指证的人：“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袁总有一次批评我：“媒体不能介入，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这个界限细如一线，但决不能迈过。 有次采访一位老人。十六年前他是校长，被人勒索，未答应条件，对方强迫未成年少女诬陷校长嫖娼，并作伪证，校长上访十六年，才得以脱罪。 当年的少女已经是母亲，在我们镜头前面掉泪后悔，向校长道歉。 校长并不接受：“这么多年，你只需要写封信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呢？” 办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当年二十出头的警察，冷淡地说工作太忙，没空考虑此事。 老校长长叹一声：“原谅他吧，原谅他吧……他跟我三小子一样大，不要处分他，我尝过处分，那个滋味不好受。” 诬陷者现在是一个整天坐在门口太阳地里的老人，六十四岁了，脑血栓，满脸的斑，已经很难走路，也不会讲话了，但能听懂我说什么，拿棍子在地上划。 我拿张照片给他看：“你能帮我回忆一下吗，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曾经指证过这个人说他嫖娼，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 “您亲眼见着的吗？” 他点头。 “警察说，那个小姑娘是你找来的。”我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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