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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人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对历史说真话，就是对现实说真话。

　　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但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发动战争的人在反省？我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一代接一代，到我们向后代讲述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担起这个责任。”

　　钱钢日后去了香港，不再做新闻，转向历史，埋头发掘故纸堆里的事，写了一本书，托人带给我一本。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写当年的《大公报》在国民党治下，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立世，一纸风行。

　　恪守这八个字极不易，报纸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数百万人的大灾荒触怒蒋介石，曾被罚停刊三日，记者被捕。抗战时报馆被敌机炸毁后，把印刷机搬进山洞里出报，困窘中仍然拒绝政府资助，被迫到乡间收购手工纸，印刷质量令读者忍无可忍，投书批评。报社头版头条刊发《紧缩发行启事》道歉。写到此处，钱钢笔端有浓得要滴下来的感情：“谁听过一家媒体对读者有这样的恳求？‘一，将阅读之报转赠亲友阅读；二，迄今为止单独订阅者，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干人联合订阅’……”

　　重压常致人屈从或愤懑，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钱钢这本书叫作《旧闻记者》，他离群而去，在港大图书馆里裹着厚大衣，阅读数以万计的微缩胶卷，写下六十年前旧报纸里的往事。他写道：“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

　　钱老师送这本书给我，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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