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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清朝覆亡后,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我们采访新闻发言人关克:“你们对外公布虎照时有什么依据?”

  关克说:“我们没有鉴定记录,也没有开论证会,但我们的结论是真的。”

  “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发布一个结论而不发布依据?”

  “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做的。”

  “那面对疑问,为什么不重新组织调查和鉴定呢?”

  “只有民间的质疑啊,没有上级部门疑问。”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对公众么?”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么看公众的疑问?”

  他说:“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纪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但这种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锋”。这位中科院的植物学家从一开始就很激动:“用我的头担保,虎照是假的,当地绝没有超过十公分的叶子。”周正龙的语气也一样:“如果虎照是假的,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傅德志在网上发通缉令,指名道姓哪个官员是“幕后黑手”。他并没有去过大巴山区调研,我问他:“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自知无知,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您不考虑这种可能吗?”

  “我竖信我是正确的。”他的答案与他的对手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用赌脑袋的方式呢?”

  “我们林口的人说话都比较粗。”他说。

  等周正龙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长的叶子,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会儿报纸上的照片:“看见照片上周正龙手里的匕首了吗?他是在威胁我。”

  他的博客里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骗子”。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我问镇坪的县长:“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依据的是您相信一个人的人格,您觉得这个态度科学吗?”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觉得是真的。”

  我说:“您当时相信覃局长的工作,所以没有问他要现场的核查。您认为肯定有,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是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从刚刚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种主观相信,有的时候是很脆弱、很难站得住脚的?”

  他脸上有什么僵冻的东西化了一点:“那你说的……可能对这个有一点忽略。”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宽容。”陈虻从认识我开始,说到最后一次。

  我听烦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个称职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臊眉搭眼再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采访镇坪的林业局局长时,问他对媒体的疑问怎么看。他说:“我们不想他们怎么想的,野生华南虎在镇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说:“覃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镇坪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认定物种的存在,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要有影像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目击。”

  他愣了一下说:“关于你说的这几点我确实还不知道。”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问:“您是林业局局长,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把他堵在墙角,微笑看着他。现在觉得,一个五万人的山区县城,一个刚刚从党校校长调来当上林业局局长的人,不了解此类专业的知识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能不知道”,而是“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怎么面对”。

  覃局长仍然说:“华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会再逼一下,“但是公众有质疑的权利”,但现在我的目的不在通过一段采访,将某人推向极端或者让他难堪。我问他:“在这样重大的科学结论上,是否应该更严肃更科学更有所保留比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但不管怎么问,覃局长的回答仍然是:“当然要科学,但我认为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这个词,他重复了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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