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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当年拍雪灾,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里走,一个大兵喊“快点快点”。

  陈威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车开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边,看着车从面前开过,一节一节,越来越快。

  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没有推上去,也不拉开。

  过了小一会儿,一个乘务员人了画,过来扶起她,拉起箱子。他俩一起看着车,轰隆隆远去,把站台都震动了。

  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一点没有动,车越来越快,车窗成了条纹,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这两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

  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蹲着,远处烟青的山,再远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个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的宁静。

  有一天在叶哥家坐,听到坡上有人叫喊。

  “哟,怎么吵架啊?”我们就上去了。

  有个老爷子一头乱发,围着快晒成白色的蓝围裙,正爬在梯子上,往半塌的房顶铺瓦。

  底下站着他儿子,正冲他嚷。原来老爷子死活不去儿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还拒绝别人动手。

  “我把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岁的儿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们去了,爷爷一看人多,烦了,下来。

  我问:“您多大岁数了?”

  他正在气头上,两眼圆睁,手一甩:“没得好大。”

  村长在旁边做工作,一边乐:“他八十三。”又转头对他喊:“这是北京来的记者。”

  老爷子不管记者是干什么的,听到北京倒是气平了:“北京来的,哦,北京来的,北京地震没有?”

  一脸关切,我挺感动。

  聊了会儿,村长说:“他唱山歌唱得最好。”

  我哄他:“唱一个吧。”

  老爷子犟得很:“不唱。”谁说也不行。

  后来几天,他还住在半塌的房子里,天光从残瓦上漏一满地。白天也点一堆柴火,跟几只大肥猫围在火边,头发乱蓬蓬,手抄在蓝布裙里,脸映得微红。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话,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就大喊一声“爷爷”,这个词他听得懂,每次都一乐,满嘴没牙。

  临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饭,在叶哥家坐一堆闲聊。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聚来说话,天暗下来,一个一个深灰浅灰的影子,路边蹲着,或者坐在石头上。男人说县城里的树、房子和路,女人们听着,拿树枝子在地上划拉,有时候自顾自低声说上一阵子,把小猫拿来抚弄一会儿。暮色里看不见脸了,听着点声音也是个热乎气儿。

  爷爷忽然从坡上下来,人前一站,直接开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幸好还录上了几句。

  后来罗陈把爷爷唱的歌放在每个节目段落的开头。听不懂他唱什么,让村里人翻译,他们也说听不懂。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几年后,说起这期节目,草姐姐才说:“你们当时在四川,第一天拍完传回来的片子,领导看了有点担心,说这样的片子会不会太灰色,干脆让他们回来吧。”但她没有转告我们,也不干预,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最终从片子里流淌出来,审片的时候,“大家都接受,台长都哭了”。

  当时来不及想这些,罗陈赶这个节目三天没睡,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说我来写后面的解说,你去睡会儿吧。他和衣在沙发上倒一会儿写完我去找张洁:“这期让我配音吧。”他看我一眼,我当时重感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问他:“你觉得这声音行么?”

  他还在沉吟。

  我说:“你不让我配我跟你拼了。”

  配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满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点,把催我领邮件的单子揉成一团扔到垃圾袋,洗一遍卫生间,洁厕灵濺在手腕上有些腐蚀的疼。袋子里的东西——望远镜、电筒、头灯、救生衣,一一放好,洗脸的时候我看到发际线和脸上的颜色相差很大,胸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色。

  要了外卖吃,在一堆书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库珀的书。他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作过很多灾难和战争的报道,在序言里他写道:“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叠叠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

  窗外小区门人们刚刚打完球回来,互相拍打着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况就越糟糕,回来后甚至无法开口说话。”他说,“我会去看电影,去见朋友,可几天后,我发现我又在看飞机的时刻表,寻找可以前去报道的地方和事件。”

  我们都努力把自己报道的世界与生活分隔开,但是都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

  他说:“我以为我能就此脱身而出,不受任何影响和改变,但事实却是我根本无法解脱。根本不可能做到视而不见,即使不听,痛苦还是能渗透到你内心深处。”

  节目播出后,一位素不相的导演打电话来说“安排让你朗诵一首诗”,就要跟我谈论内容我打断她:“不,不朗诵。”

  她有点意外:“这可是念给大地震的。”

  “我是个记者,不适合念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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