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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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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 采访结束，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山里冷得让人发抖。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驶座上，回去的时候，不看我，说不坐车，脚不沾地，飞跑下去了，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 走到门边，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自己头脑中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我纳闷了一晚上。我问老范：“我做错什么了？” “什么？” “那个孩子。” 她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 我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 “你想多了。”她说，“对了，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采访吗？” 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 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第二天，我们还是拍摄孩子。 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半数的床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十八块钱，用粉笔描得雪白，明显超大，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床下。 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许可证，不能教正式的课程，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周末也陪着他们，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溅得一身烂泥。 这些小孩子性情各异，但都黏着卢安克，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叽叽呱呱叫他“老爸”。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都一样。 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有些年头了，长得高又壮，他们仰脖看：“卢老师，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 “不知道。”他慢声说。 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卢安克就歪站着。孩子问“大马蜂会不会蜇人”，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蜇你。” 他两个扭打翻滚在一起了，卢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几个继续聊马蜂的事。 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欢天喜地。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 主采访总要开始的。 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 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 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址。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 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摄像给我一个手势，一切必须开始了。 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 “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 我脑子里有个“嗡嗡”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他说：“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那个快会有问题吗？” 卢安克说：“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我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 他并不是影射我，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嗯，还没弄清问题就往下问？” 卢安克：“嗯，或者早就巳经告诉我答案了。” 后来，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 我想起之前曾经有电视台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播。我明白了那个采访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 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是不回答你预设的问题……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脚底下的炭噼啪作响，每响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红的崩溃。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写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土崩瓦解。 卢安克忽然说：“昨天……” 我抬起头看着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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