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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

  采访结束,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山里冷得让人发抖。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驶座上,回去的时候,不看我,说不坐车,脚不沾地,飞跑下去了,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

  走到门边,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自己头脑中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我纳闷了一晚上。我问老范:“我做错什么了?”

  “什么?”

  “那个孩子。”

  她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

  我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

  “你想多了。”她说,“对了,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采访吗?”

  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

  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第二天,我们还是拍摄孩子。

  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半数的床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十八块钱,用粉笔描得雪白,明显超大,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床下。

  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许可证,不能教正式的课程,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周末也陪着他们,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溅得一身烂泥。

  这些小孩子性情各异,但都黏着卢安克,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叽叽呱呱叫他“老爸”。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都一样。

  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有些年头了,长得高又壮,他们仰脖看:“卢老师,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

  “不知道。”他慢声说。

  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卢安克就歪站着。孩子问“大马蜂会不会蜇人”,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蜇你。”

  他两个扭打翻滚在一起了,卢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几个继续聊马蜂的事。

  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欢天喜地。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

  主采访总要开始的。

  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

  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

  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址。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

  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摄像给我一个手势,一切必须开始了。

  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

  “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

  我脑子里有个“嗡嗡”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他说:“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那个快会有问题吗?”

  卢安克说:“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我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

  他并不是影射我,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嗯,还没弄清问题就往下问?”

  卢安克:“嗯,或者早就巳经告诉我答案了。”

  后来,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

  我想起之前曾经有电视台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播。我明白了那个采访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

  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是不回答你预设的问题……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脚底下的炭噼啪作响,每响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红的崩溃。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写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土崩瓦解。

  卢安克忽然说:“昨天……”

  我抬起头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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