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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二楼的走廊里光线阴暗,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楼道里搁满了演戏用的道具和杂物:鼓,戟,枪,旗,锡箔刀,戏服和髯须堆得到处都是。白发老头侧着身子挤到谭功达身前,介绍说,当年陆秀米被关押期间,待遇优厚,除了不能出门之外,她基本上是自由的。这么大的房子,就关着她这么一个囚犯。食堂的厨子伙夫,杂役,加在一起一共有十一个人,都来伺候她一个。梅城统领龙庆棠还隔三差五地派人给她送点心来,甚至他本人还专门到狱中来看过她几次。那时的监狱不像现在,他常常看见秀米在院子里的喷水池边晒太阳,坐在藤椅上读书。“我呢,那时还小。心里想,一个人要犯怎样的罪才能被送到这么好的地方来?龙庆棠毕竟是读过书的人,待人倒也和善,没有对她动过刑,从头到尾都待若上宾……”

  团长见谭功达脸上渐有不豫之色,可这老头越说越不着调,团长赶紧拉了拉他的袖子,老头立即就不吱声了。

  几个人走到走廊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谭功达看见那扇平板木门是拱形的,门上缀着一条细麻绳,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桃核,除此之外并无它物。

  “这是圣芳济各会修道士的传统,”团长说,“一切都显得朴素简单。”

  谭功达伸手拉了一下那桃核,门就开了。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地板有几处已经坍塌了,房子似乎有点漏雨,墙上的石灰都起了皮。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书桌、一把木制圈椅。紧挨着墙边的地上有一张木板,这大概就是母亲当年的卧床了。床头的墙上,有一个壁龛,里边有一盏小油灯。

  “我记得墙旮旯里原先还有一个净桶,”白发老头补充说,“其余的,都是当年的样子,原封未动。”

  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谭功达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十年前。一个风雨之夜,母亲在这张木板床上生下了他。一个头戴簪花的老妇人从狱卒手里接过孩子,出了房门。她的母亲,仿佛仍然坐在窗前的圈椅上,回过头来,朝他寂然一笑。妈妈,妈妈。她的一生都像一个谜,她的形象由数不清的传说和文史资料堆砌出来,在他看来,却像流云一样易逝,像风一样无影,像正在融化的冰一样脆弱。妈妈。妈妈。除了“陆秀米”三个字,那个被戏文和高耸的纪念塔所固定的形象,跟你脸上碎碎的笑容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个教科书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豪杰与你的寂寞和忧伤又有什么关系?从时间上来推算,母亲去世时年龄与谭功达现在的年纪大致相仿。而她从梅城出狱回到普济的时候,最多也不过三十岁。她为何突然之间发了禁语誓,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僧侣和哑巴?在蛰居普济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她每日只是侍弄园中的花草,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这个不合常情的举动在谭功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他现在仍不能知晓的秘密。他翻遍了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资料和回忆文章,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伴侣,名叫喜鹊,按理说应该知道更多的情况,可她也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灯灰集》。这些诗虽然稚拙、不事雕饰,许多地方不合韵律,可也不是初通文墨的谭功达所能轻易理解的。苦读这本诗稿,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普济一带的风光景致、农事稼穑,到了她的笔下,也能含咀英华,绮怀伤情,让人生趣顿消。多少年来,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谭功达轻轻地带上门,回到阴暗的走廊里。向导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打发走了,团长和白庭禹正在小声地商量着什么。看到谭功达神情黯然,眼中飘出一缕如梦清光,白庭禹误以为他是为即将与白小娴的见面感到局促不安,就笑着安慰他道:“老谭,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紧张?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这就好比说你要去参加一场考试,而你预先就偷看了答案。”

  “答案?什么答案?”谭功达慌忙问道。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老谭是一根筋,你还不相信。”白庭禹对文工团长打趣道。

  团长也笑了起来,他解释说:“白副县长的意思是说,您和白小娴之间的事是板上钉钉的。不管你们初次见面情形如何,有情人终成眷属。只要你看她顺眼,她就跑不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您只管轻装上阵,就当是走个过场吧。”团长似乎是北方人,说起话来总是您您的。

  “哦,原来你们说的是这回事!”谭功达勉强笑了笑,问道,“我们待会儿在哪儿见面?”

  “就在我的办公室如何?虽说在一楼,可是拉上灯芯绒窗帘,外面的人看不到里边。”团长说,他看了一下手表,“不过,白小娴现在正在练功房上课,我们不妨先去办公室坐一会儿,让你先熟悉熟悉作战环境,待会儿一下课,我就派人把她叫来。”

  “要不,我们先去练功房看看?”白庭禹建议说,“谭县长只见过相片,真人一回也没见过呢。”

  “也好。”白团长道,同时看了看谭功达,“那我们就去练功房看看吧。”

  他们三人穿过走廊往西,走下楼梯,绕过一片小树林,来到后院的一幢简易的木板房前。透过敞开的大门,谭功达看见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在一个秃头教练的指导下,正在练习空翻。而女孩们则一律在窗下的木杠上压腿。看到三个人走进门来,姑娘们全都扭过头来,好奇地朝这边张望,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秃头教练见状赶紧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团长朝他摆了摆手,道:“你们继续练功,我带两个客人来观摩观摩。”教练冲着他们鞠了一个躬,又气喘吁吁地跑开了。

  “条件是简陋了点儿,”团长对谭功达道,“不瞒您说,这地上的垫子都是草编的。在上面再铺上一层棉布就完事了。噢,对了,为了改善文工团的条件,我给县里是打过一个报告的,一直没见批下来。艰苦一点不算什么,可没有海绵垫子还真的不行。学员要是一个跟斗翻下来,闪了腰或是摔断了腿,那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好说好说。马上批,马上批。”白庭禹笑呵呵地答复说。

  对于这个问题,谭功达显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飞快地瞥了团长一眼,似笑非笑地道:“你说没有海绵垫子就不能练功,这也太夸张了吧?哪一天等你的演员们到了真正的舞台上,难道还要在舞台上铺上垫子才能表演?嗯?”团长见谭功达话中有话,而且深知他平常就不喜欢文艺工作,只得讪讪地笑了笑,不再提报告的事了。他凑到谭功达跟前,朝窗口那边指了指,低声道:“那个穿黑色紧身衣,脑袋上打着红色蝴蝶结的女孩,就是白小娴。”谭功达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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