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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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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恐惧和威严。这是一个权力中心。除了他,老家里的人谁能走进这样的院子?乡里的书记乡长也未必就能,但是,现在他进来了。邓一群越是往前走,那颗心在胸膛里跳得越是厉害。一种巨大的恐惧慑住了他,但它却又刺激他往前走。在小红楼的值班室里,他再次被人揪住,询问他找谁。紧张使他都说不出话来。他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才使那个值班人员听懂,他要找政府虞秘书长。那个人问他和虞秘书长是什么关系,他紧张地说是老乡,后来又赶紧说是亲戚。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人员很可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法。那个人在听了他半天的陈述后,告诉他说,虞秘书长已经离休了,在家里。邓一群听了就木然了。半天,他才想起问一声,那么他家现在住什么地方?那个人告诉他,住在西康路,好像是34号。 跟他那个短暂的爱情一样,又一个希望如肥皂泡,顷刻破灭了。邓一群往回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都走不动了。回到了宿舍里,他躺了两天什么也没有吃,第三天他在书桌上的小圆镜里看到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鬼,非常丑陋。头发长长地乱披在脸上,一双眼睛浑浊无神,脸色苍白,而那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而且被内火烧得起了硬皮,像一层粥汤在上面留下的痕迹,嘴角还有不少血痂。 必须去找,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他退下来之后可能更好说话。他再没有权力也比他这样一个穷学生的影响要大得多。邓一群这样想了,就决定这样去再试一次。他收拾好自己,就向西康路进发。 西康路与南方大学也只隔了两三条路,不远。整条西康路都安静得很,除了一些很少的出租车经过那里,其他车辆根本不让进去,就像省政府的大院一样。这里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官们的一些私宅。现在也都还是那些三、四层小楼,新建筑很少。沿路是长长的围墙。围墙里面都是常绿的树木。在西康路口,邓一群找到一个水果摊,在摊前买了两只大西瓜,抱在了怀里。他那个样子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他一边走一边嘴里数着号,26,28,30,30之1,30之2,32,34! 34号是个不算大的院子,里面绿树成阴,一幢两层小楼,白色的。院子有个小铁门。他站在那里很久,四周安静极了,什么声音也没有。路的两头也都没有行人,炎热的小道两边只有茂盛的树木。这里简直不像是在市里,如此静谧。他胆怯地敲起门来。油漆斑驳的铁门发出的响声,有点吓人。然而敲了半天也没有动静。事实上,他是在很小心地敲门。他不敢大声地敲。他没有任何大声敲门的正当理由。内心里,他还是非常胆怯的。在那种小心中,他看见铁门上方原来还有个红色的按钮。他想那一定是门铃。他摁了一下,又摁了一下。等待的时间很短,然而他的心理感觉却很长。他听到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来啦,来啦——”接着,门就被打开了。他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探出头,用陌生的眼神打量他,问:“你找谁?”他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什么人,紧张地说:“我、我……找虞秘书长,他在、在不在家?”那个姑娘问:“你是什么人呀?”他说:“我跟他是老乡。”姑娘就打开了门,说:“进来吧。”他就捧着那两只西瓜进去了。 两层小楼,看上去很破旧。院子里很空,长满了树木,草地上杂乱无章,里面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红的和白的花。邓一群心里有点失望,同时,多日来那种紧张的心情也稍稍有些缓解。心想:这样大的干部不过住着这样的房子,也太寒碜了。穿过院子,他随姑娘上了楼,楼道里不甚明亮,踩得刷着红漆的一级级木地板咚咚作响。上到二楼,姑娘把他领进一间房,叫他坐下。那个房间很大,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两排旧沙发和一只茶几,还有一台旧电视机。木地板看上去倒很新,看来是新刷的油漆。他抱着那两只西瓜不知道怎么办,看了一下房里,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好放。他只好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脚下。 他听到隔壁传来的拖鞋声,他就紧张地站起来。接着他就看见一位老者走了进来。他想他应该就是那位秘书长了。他感到喉咙发干,像有一把盐在里面烧灼一样。心里本已消失的严重紧张,又回来了。这次的紧张是由于他感到自己的冒昧而带来的。他有点不知道如何表示,居然弯腰向他鞠了一躬,说:“虞老。”虞老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坐吧坐吧。”声音哑哑的,是个公鸭嗓子。 邓一群把半个屁股小心地搁在椅子的一角。虞老随手打开了房间里的吊扇,房间里立即就有了嗡嗡旋转的风声。他坐在靠近茶几的一张藤椅上。藤椅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他的头发全都花白了,身体臃肿,眼皮严重肿胀。他呷了一口茶,嗓子沙哑,问:“你说你是从老家来的?”邓一群不知说什么好,他支支吾吾地说:“嗯,我、我现在在南方大学读书——已经毕业了。”虞老问:“你是哪个村的呀?”邓一群说:“前墩村。”虞老“噢”了一声,说:“那地方还好吧?”邓一群说:“就、就那样。”虞老说:“这些年农民的日子应该好过了,好过多了,分了田,家家户户粮食多得没有地方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这几年,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农民吃饭问题解决了,问题就简单多了。‘民以食为天’。现在涌现了不少万元户,都是农村的。”先前的那个姑娘进来,给邓一群倒了一杯水。虞老对她说:“素芹,厨房里有凉白开的。”她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虞老说:“你姓什么?”邓一群说:“姓邓。”虞老问:“邓平生是你什么人?”邓一群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想必是他过去的一位老相识。他老实说:“……我、我不认识。没有、有关系。您的侄子虞光明当过我的老师。” 虞老“噢”了一声,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邓一群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是个农民,已经去世好些年了。”虞老听了就又“唔”了一声。 那天他对虞老说了自己的情况,说本来学校是想要他的,结果最后却被别人顶了。他希望能在陵州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到企业去。陵州的企业再差,也比回县里的那个破机械厂强。虞老半天没有吭声,好久,才说:“现在是很困难的。还是回到县里比较好。当前的政策是毕业生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过一阵子帮你问问看,尽量把你放回到县里一个适合的部门。” 邓一群不知道,在虞老这个一辈子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人眼里,像他这样嘴唇上胡子还没有长硬实的毛头小青年,实在是见得多了,而提出这样的要求过于简单而冒失,近于无礼。要解决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并不算是难事,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为谁工作上的事而开过后门,即使他自己的亲侄子。 那天,邓一群像个傻瓜一样地从他家里出来,他有点兴奋,但同时又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回到学校,结果就看到了林湄湄在等他。他根本没有想到林湄湄这时候会来看他。这像是一个插曲。林湄湄的出现让他感到相当的意外。后来,邓一群想:这是生活对他的一个补偿。王芳芳突然离他而去,于是命运之手为他送来了林湄湄。他记起了高考后那一阵子对林湄湄的一种情动,但那绝对是随机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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