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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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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想到他们一家还在吃饭,一大家子人围在桌前吃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火锅。在他的面前,是一个很大的明亮饭厅。非常豪华的装修。有点像单位里的会客室。他有点不知所措。弯下腰,随手就把那咖啡放在门口(他这样的一个动作,给肖家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太老实了)。肖如玉看到他笑了一下,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已经吃过了。他感觉一桌子的人眼睛都在看着他,他没敢细看,只觉得有好多人。那些人也问他吃了没有,要不还可以再吃点,他连声说不用了。肖如玉感觉到了他的拘谨,就请他到她的小房里去坐。 肖如玉的房间不大,但布置得非常好,也很干净。邓一群估计是在他到来之前,她特意收拾过了。一张单人床,床单很干净,淡蓝色的,枕边摆了一些长毛绒玩具,很有意思。一张写字台,一盏台灯,紧挨台灯边上的是一台小小的音响,索尼牌。一张紫色的真皮沙发。一个小小的书柜,里面摆的都是什么英语、日语书,还有金融知识方面的书。 “你们家怎么这么多人?”他问。 “今天不是周末么?我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一大家子。”她说。 他这才想起来是周末。 “你紧张吗?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她笑着说。 邓一群也笑了一笑,说:“怎么才能经受得住啊?” 肖如玉说:“乖一点嘛,嘴巴甜一点。不要随便讲话,你要注意我爸爸,他喜欢谈点国家形势什么的。”邓一群说:“还谈什么国家形势啊,我又不是国际形势专家,不会谈。”肖如玉说:“你平时怎么谈就还怎么谈嘛。要是我妈问到你家里的情况,你就把农村的形势说得好一点。农村的万元户很多嘛。” 邓一群说:“我们家可不是万元户。” 肖如玉说:“谁要你说你们家是万元户了?现在就是万元户还值什么钱?你记住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千万不要乱说。” 邓一群装作听懂的样子,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该说,什么叫不该说。生死就这一关,从肖如玉的态度看,她很希望他过关。只要她愿意,家庭的作用对她有多大呢? 那一大家子人都吃完饭了,保姆也把什么都收拾好了。邓一群被请到客厅里去坐。客厅很大,红木地板,三面高级墙纸,一面是落地紫红色窗帘。拐角一溜黑色的真皮沙发,咖啡色的茶几。一台进口的24寸彩电。肖如玉陪着邓一群坐在一边。邓一群看到了他未来的岳父,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戴着眼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里的新闻,而眼睛的余光却不时瞟向他。肖如玉的模样长得就有点像她父亲。未来的岳母是个胖子,腰身臃肿,脸上的肉多得好像随时要掉下来,看那眉眼,倒是和善。 肖如玉哥哥的长相,一看就是那种在机关里很有些资格又养尊处优的样子,身体发福了,一张脸胖得肉都快挂不住了,梳着大背头,发丝油滑光亮。从外貌上看,他更多地得到了他母亲的遗传。要是肖如玉和他走出去,别人不会以为他们是一对兄妹。他在省劳动厅调配处是个副处长(而不是副处级。副处长和副处级是不同的,对于这个邓一群懂。他那个处没有正处长,主持工作的就是他,这就说明他很有些权力),他不怎么爱说话,一脸的严肃,这让邓一群感到心理上很大的不适。他在屋里坐了一会,腰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就走到饭厅去了。她的嫂子很漂亮,而且看上去非常年轻。邓一群忍不住就多看了两眼,但他很快就不再看了,知道这样很失礼。而他的连襟不时地同肖如玉的姐姐谈家里的一些事情,很显然他是想让气氛变得轻松一些。 很长一段时间,邓一群找到了感觉:他放松了。肖如玉家里人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肖如玉的哥哥后来进来了,问了他们单位的一些人的情况,看来,他对机械厅非常熟悉,吓得邓一群情绪上又收敛了不少。奇怪的是未来的岳父并没有像他开始想象的那样要同他谈国家大事,倒是岳母问了他家里的情况,他如实一一地回答了,表现出一副很平静的样子。他个人心里的感觉:这家人对他并不热烈。 那个晚上,邓一群一直到十点多钟才离开那个家。肖如玉把他送出了院门,看他上了出租才回去。在回去的路上,邓一群想:不知事情结果会怎样。有一点他可以肯定,肖如玉是愿意的。有这一点就够了。不过她的愿意并不能说明问题,让他进门,说明她内心里还是想听听家里人对他的看法。她还是在乎他们的看法的。她那样的家庭,对他而言,是生疏的,她家是个官宦之家。肖如玉的父亲是个官,她哥哥是官,她的姐夫也是一个官,听肖如玉说是一家经贸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样的家庭他过去从来也没有感受过。回到宿舍,他躺在床上,想:也许是顺利的。他要把这样的关系确定下来。这样的家庭对他是有用的。可以帮助他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这样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非常正常。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简直打灯笼也难找。 该得到的,我一定要得到。如果她家有什么不同看法,他就再去找一次邓阿姨,请她再做做工作。总之,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他在心里暗暗下了这样的决心。 那几天他心里一直很忐忑,备受煎熬。他的那颗心就像悬在一根细细的发丝上,随时都可能断落。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但内心里的确又一点底都没有。上班的时候也不安心,时时想听到肖如玉的来电,听到好消息。一个小时就像一天那样长,而一天就像等了一个星期。他实在按捺不住,真想打电话直面问她,但他又生怕遭受到失败的打击。他的内心已经非常脆弱了。他已经遭受过两次打击了,他怕再遭受第三次。应该说,如果失败,他这第三次会比前面两次的任何一次都严重。 他在那几天里觉得机关处室里的人看他的眼神都是怪怪的,难道他们知道我的事情么?知道我已经失败了?而我自己还不知道已经失败了。那在他的耻辱史上又将添上重重的一笔。他心里真是很紧张。束手无策中,他再次想起了邓阿姨,给她打了个电话,想听听她有什么消息。然而,邓阿姨家的电话却没人接。也许她是出去了。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后来,他把电话打到她的单位,得到的消息是肖如玉出差去了,已经出去好几天了。 这就是说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什么坏结果。一切都还在悬疑中。但邓一群内心并没有因此而轻松,反倒更沉重了一层。他想:如果她对自己有意思,她出差能不告诉他吗? 一桩对自己发展极有帮助的婚姻飞走了,就像一只小鸟,无声无息。回头想想,他们的婚姻可能性非常小。自己是什么?一无所有。而她的家庭却是优越的。尽管他和她是亲近过,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城市女孩,思想是解放的。 邓一群那一阵真是悲观极了。 邓一群想不到的是一个多星期后,肖如玉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临时出差,走得急,没有和他联系。肖如玉对他说,她家里的人对他印象还不错。不好,也不坏。这就够了,他想。邓一群不知道,肖如玉的家人对她的婚姻都是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既不反对,也不鼓励。肖如玉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差不多从上学开始,她就开始了恋爱生涯,自己谈的,和别人介绍的),总经历了一二十个,热热闹闹,平平淡淡,生生死死,什么都有过。家里人看着不错的,她在经历了一段日子后,自己不满意;自己满意的,家里人认为一塌糊涂。眼看着年龄一天天地大了,家里人对她的恋爱着急起来,他们恨不得她马上就谈定一个,并且不管如何,他们一定表示支持。她已经是成人了。她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对邓一群,他们说不出什么特别的意见来。总体上的感觉,是不错的。 肖如玉是知道家里人的态度的,但她却不能把家里人真实的想法对邓一群说。她要让邓一群感觉到自己对待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基本上是遵照家里人的意见来做的。这很重要。 [40] 一切步入了正轨,他们开始公开地约会,上街,逛公园。机关里的人也都知道邓一群的对象问题差不多定了。有一次在电梯里,邓一群碰见了办公室郑主任,就是他在心里比较讨厌的家伙。郑主任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邓啊,你的对象原来是肖国藩肖处长的妹妹呀。肖处跟我很熟悉的。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邓一群笑一笑,说:“还没有定呢,定下来一定请你吃。”待郑主任出了电梯,他在心里唾了他一口,“请你吃糖?去你妈的!”同时心里又升起了一股特别的快慰——这就是现实世界,非常功利的世界。毫无疑问,这门亲事对他有怎样的好处,他已经有点看到了。 他们每天都要通电话,而他每个星期则要到她家里去一次。他知道肖如玉家里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他问过肖如玉,她说,她哥哥放话,一切由她自己做主,其他人不必干预。听得出来,她哥哥的话对她一家有很大的作用。 对那个家庭,邓一群慢慢开始熟悉起来,未来的岳父过去是位正厅级干部,但若是以他革命的资历来说,他未免“进步”得太慢了些。据说这与他的性格有关。这位准岳父的文化不高,过去只上过两年私塾,17岁就跑出来革命,出来革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阶级觉悟高,而是老家太穷。打了很多仗,死了很多人,他的命大,一路顺利地过来了,当过县委书记、区长、行署专员、法院院长、人事厅厅长、省委副秘书长等等,宦海沉浮,得意过,也失意过,荣耀过,也落魄过,文化大革命中他红过(以他的性格不难理解),但也被批斗过(必然的结果)。要是让他自己自觉地回顾这一生,他肯定会觉得他的失败远远大于他的成功。在他的仕途生涯里,他也记不清自己得罪过多少人,办错过多少事。他的性格中有一些属于偏执的东西,而且有时明知是错误的,他也会坚持到底,特别是在他担任某个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对革命培养出来的感情以及后来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热情,掩盖了他骨子里很多属于人性方面的缺点。冷酷的办事方式,使他在离休后,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过去的一些老同事和战友甚至很恨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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