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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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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岑今的父亲岑之,成名是因为笔杆子,倒霉也是因为笔杆子。岑之的一支笔,把自己写上了“青年作家”“获奖作家”的宝座,也把自己写进了“右派份子”的泥坑。 当年,年轻气盛的岑之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用自己写小说写诗歌的笔,写下了几篇向党提意见的文章。这在他也算是屈尊俯就了,因为他原本是不屑写那些非文学的东西的。 反右运动一开始,岑之就被揪了出来,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被发配到一个边远的小城市 E 市,在第三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岑之的到来,算得上 E 市的一大新闻,因为 E 市离省城有几百公里,交通很不方便,坐车坐船要花上一两天时间,所以 E市很少有人去过省城。现在有个从省城来的右派,曾经是大作家,出过书,文章上过报刊杂志,那可真是非同一般啊。 但岑之的到来使三中领导大大地头痛了一番:能让这个省城来的右派份子教什么课呢? 岑之自告奋勇要教语文,说这是自己的本行。但学校不敢让岑之教语文,怕他向学生灌输右派思想。那就教历史吧。 不行,教历史太容易借古讽今了。 教音乐? 更糟糕,公开向学生传播靡靡之音? 多次讨论的结果,岑之成了一名“劳动课”教师。 以前三中的劳动课是由各班的班主任上的,也就是带着学生去打扫操场,挖坑种树,侍弄学校的几块菜园子,为学校食堂砍柴买煤之类。现在有了岑之这个专职劳动课老师,班主任们就解放了,轮到哪个班上劳动课,就该岑之去上,带领学生劳动,自己也从劳动锻炼中改造思想。 三中这个做法在当时还绝无仅有,一下就在 E 市传开了,三中校领导为此还受到上级嘉奖。 但岑之就倒霉了,一辈子都没干过体力活,真正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拎”,现在不得不带领学生劳动,不仅自己要身体力行,肩扛手挖,还得维持纪律,防止学生打架闹事发生工伤事故,可把岑之累坏了。 浑身布满了作家梦基因的岑之,被发配到这么一个小地方,沦落到干体力活的地步,而且没有一丝一毫重返省城重当作家的可能,自觉已到了人生的终点,了无生趣。 听说岑之那时经常在河边、池塘边和粪池边转悠,拿不定主意跳哪个可以死得更快更彻底。 那时 E市的自来水还不普及,就是学校和工厂里有自来水,居民吃水都到河里去挑,岑之觉得跳河不保险,很容易被挑水的男人看见,搭救上来,前功尽弃,还会罪加一等,叫做“畏罪自杀未遂”,今后的日子更难熬。 跳池塘吧,又怕被洗衣服的妇女看见,一顿吆喝,被人从池塘里扯出来,还是前功尽弃。 跳粪池倒是没人会下去搭救,但眼耳鼻喉里灌进屎尿的滋味,想必会很难受,而且死得那么肮脏,想投胎转世当作家都没指望了。 正当岑之濒临绝望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寄自省城的书信,称岑之为“吾师”,落款是“一个敬仰你的文学爱好者 陶今芬”,内容全都是鼓励的话。 岑之绞尽脑汁,都没想起这位陶今芬是何许人也,他把自己珍藏的小记事本找出来翻看,也没看到“陶今芬”的名字,而那些写在上面的名字,都成了往事,人家早已不跟他来往了。他撕掉了那个记事本,找出一个新的小本本,在“姓名”栏里恭恭敬敬写下“陶今芬”几个字,在“关系”栏里感激涕零地写下“救命恩人”几个字。 岑之很谨慎地回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在努力进行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 陶今芬很快又来了第二封信,这次就没那么多客套了,在“吾师”这个称呼后面加了个“吾爱”,并直截了当地倾诉了自己对“吾师吾爱”的爱慕之情,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岑之看得醉醺醺的,恍如梦中。 直到这时,岑之才想起一个模糊的脸相,陶今芬应该是那个脸色有点苍白的小姑娘,看上去比那群女文青都小很多,不像大学生,倒像一个还没发育成熟的中学生。他对陶今芬有那么一点儿印象,也是因为她的尚未发育,他当时以为是哪个女生的妹妹。 他万万没有没想到,陶今芬那小小的身躯里,竟然蕴含着这么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所有的人都不敢跟他来往的时候,这个小女生却这么大胆地向他倾诉了心底的爱情,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修书一封,倾诉衷肠。 作家是很容易将想象与现实混淆的,岑之写给陶今芬的第一封情书,不像是写给一个脸相模糊尚未发育成熟的小姑娘的,而像是写给一位自己渴慕了多年的情人一样,厚厚的一叠,热烈而浪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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