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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董柳在客厅里说:“这个袋子里的东西是谁送的?”

  我说:“是你从董卉家里带回来的吧?”记起昨晚来了三个人,谁送了东西,我怎么没印象?过一会我起来了,看见沙发下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昨天谁进门的时候仿佛提了这么一个袋子。

  我洗了脸刷了牙,走过去轻轻踢了一脚,有点份量似的。打开一看,里面是牛皮纸包的几包东西。

  我叫董柳递过来一把剪刀,把纸绳剪开,里面是十扎百元的钞票,数了数一共六包。董柳说:“谁会把这么多钱忘记在这里?”

  我说:“那只有凌若云,她想买锦绣大厦呢。”金叶置业想用六十万从这里拿走二千万,这个算盘拨得再精也没有了。公家对私人的生意是这个做法,血早晚也要抽干,怪不得那么多国企一家一家倒了。

  我说:“怎么办呢,守着这点东西我都不敢去上班了。”董柳说:“事办得成不呢?”

  我说:“你真的想要?不能要。”要说吧,我说话虽然不像马厅长那样一言九鼎,但只要精心操作,事情还是办得成的,六十万呢!六十万摆在你前面,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的了,真忍不住心动。人毕竟还是人,是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啊!要说谁恨钱,那是假的。再说昨天没有一个字提到钱,就算凌若云身上带了录音机也录不到什么。这时我对那些在经济上过了界线被判了刑的人有了理解,甚至同情,有这样的机会送给他,又要求他心如止水,那合人性吗?这考验的确太残酷,经不起考验实在也不是什么特别意外的事,人总是人啊!我把钱抓起一扎来看了看,对董柳说:“可别是假钞!”摸了几张,不像。这一摸我有点紧张,好像是在摸自己的钱似的。

  我说:“这么重也亏她提得起,我都没注意她怎么提进来的。应该向政府建议发行五百面值的票子,她就没这么辛苦了。”刚上台时我就下了死决心,违法的事我坚决不做。以前想着要违法总是很困难,却没想到这么轻易,违不违法,好像没有特别清晰的界线,也就是一念之差。

  我坐在沙发上呆了好一会,额头上汗都渗了出来。

  我不敢再去摸那些钱,对董柳说:“包起来吧。”董柳说:“我家池大为还是个好人呢,怕钱。前几天我们医院里还有人开玩笑,要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发明一种厌钱厌色的药,谁要想当官了就得打一针,看见女人和钱就呕吐,愿者上钩。你倒是只打半针就行了。”

  我说:“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打张金床给我睡,我还会着凉呢。”董柳说:“你不敢拿这钱也算了,别说钱没有用的话。钱没有用,那什么有用?”

  我说:“你不是已经有了三四十万吗?有这么多跟几百万也没什么区别。”

  她说:“现在别人都把儿子送到国外去读大学,你的儿子不比谁的儿子低吧?我就有这个理想,别人有的我就要有,只说这一件事,没有几万美元就拿不下来。”

  我说:“为了几十万块钱把这个位子丢了,那我就太得不偿失了。将来建一幢一百几十平方的厅长楼,那不就是几十万一套?”董柳说:“东西你暂时收着,就说没看到,事情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我说:“天下有那样的事?她不派刺客刺了你才怪呢,这是交易,每一分钱都是要有十倍以上回报的。”下了决心我说:“想用六十万拿走我几千万,也太小看我了。”

  我想了想,事情还可以稍微作点发挥,这是个机会。

  我给冯其乐打了个电话。一会冯其乐来了,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就把钱给他看了,说了昨天的事。他说:“你在这个位子上,这样的事总难免。”他倒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我说:“我一辈子都没看见过这么多钱呢。你说怎么办?”

  他说:“送给你的当然由你处理。”

  我本来想开个玩笑说一人一半,想一想又开不得。

  我说:“钱只能退回去,交上去了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我有家有小的被弄一家伙也吃不消。请你来是想请你作个证人,六十万都在这里,我全退回去了,他们要赖我也赖不上。”

  我按名片上的号码给凌若云打了电话,说:“这里有一袋东西,不知是不是你忘记在这里了。”

  她说:“几条烟是我们董事长送给你的。”

  我说:“哦,你拿来的是烟。这袋子里的东西可能是鼎云置业送给我的,我还没看呢。”她马上说:“我拿来的是六条烟,放在沙发下一个黑塑料袋里。”

  我说:“事情我们慢慢谈,烟我是不抽的,现在全国宣传戒烟,我当卫生厅长还抽,形象不好!”

  她说:“我们董事长说了,价格方面还可以谈谈,可以考虑再加几个百分点。”

  我说:“这点东西有那么沉,不像烟,不是你的我再问问鼎云的杨经理。”

  她说:“池厅长你真的不感兴趣?那我马上就过来拿。”一会她来了,我说:“东西还在沙发下面。”她提起来说:“池厅长,说真的我还没碰过钉子,想不到栽在朋友手里了。”

  我用手指比划说:“我的胆子只有这么大。”出了门有个男人把东西从她手中接过去,一声不响去了。

  锦绣大厦最后还是没有卖,以每年九百九十万的租金租给了银河证券,把一楼临街的墙打开了,就成了交易大厅,二三四楼成了大户室,四楼以上也由他们分租出去做了写字楼。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银河证券同意接收三十个人作为杂勤工和保卫人员,这样皮箱厂的部分工人就有了着落。

  我又以大楼作抵押,向建行贷款九千万,在皮箱厂的地面上实施第二步计划。六十万没有拿有点遗憾,但我没背包袱,而且也把事情理顺了。

  就像预料的一样,这件事通过冯其乐在厅里传开了。省卫视台不知怎么知道了,派了两个记者来采访我,一问知道是丁小槐给的消息。人到一定的份上,就是有人会把自己没想到的问题想到。

  我对记者说:“六十万也不算一个什么数目,再说金叶置业来的人也是我一个熟人,别让他们难堪,就不报道了吧。”记者一定不肯放过我,我就提了个要求,用“某公司”来代替金叶,他们觉得这样效果差了点,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同意了。对着话筒我讲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道理,又讲了领导干部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不能以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权力,手中的权力只是一个多作贡献的机会,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要以“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的态度对待手中权力。记者一定要我讲讲事情的过程,我就把过程描述了一番,说到“戒烟”一段的时候,记者也笑了。第二天两个记者又来了,说领导很重视,希望我把过程描绘得更详细一些。没有办法,我又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过几天电视里放出来,胡一兵打电话来说:“你现在是反腐败明星了,祝贺你啊!”这个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是什么好话。

  我说:“其实我就是胆子小一点,其实是电视台的人缠着我要拍的。”

  他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放下电话,我觉得我们朋友之间生疏了。连胡一兵都生疏了,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其实是很孤独的。经历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了道德的勇气,也有了道德形象,想在厅里办几件事出来。这样想着我心中有一股暖流出其不意地冲上来,我咬紧了牙闭了双眼把头偏向一边,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

  我感到了一种崇高,一种神圣,这种曾经熟悉但已经很陌生的感情笼罩了我。一时间我下了决心要在自己心中重建崇高,重建神圣。今天我有机会了,终于有机会了,我能不好好地认真地做几件事吗?我既然下了决心不发不义之财,就有了凛然正气,就不怕说几句硬话,做几件硬事。

  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还能不相信自己吗?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叫组织上和群众相信我?厅政公开就是我想办的一件事,这个口号提了已经有几年,可没有人认过真,藏着掖着的事还不少。就说各处室的小金库吧,钱怎么来的?数额多少?怎么分配?连我都没有个底,几十个处室,要我一个个去过问,那不可能。要处长们自觉地自我约束,那也不可能。如果把底都翻过来,恐怕也够吓人的。

  我即使管住了一个两个重点处室,处长也会冲着我有意见,还会很委屈地说出别的处室怎样怎样,反过来将我的军,要求我一视同仁。

  我的想法,就是让群众参加监督管理,担子也不要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根本管不了这么多。

  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冯其乐说:“可能会有点难度,火一烧起来就会蔓延开的。”丘立原说:“现在农村都搞村政公开了,我们知识分子打堆的地方还不能厅政公开?老池这件事抓到点子上了。”冯其乐再没说什么。厅里作了决定,要把厅政公开作为下个月职工代表大会的主题,发动大家订出一些细则。

  我想着以后自己开着汽车到处飙就没有那么自由了,也要受群众的监督。为了做成一件事,我作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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