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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这部书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辨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地重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地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将如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宋仁宗以来对士大夫格外的优容,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刚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来,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李敦敏夸张地说:"此书一出,从此天下学《论语》者案上必置一本《论语正义》,而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故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正义》。"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将享有的巨大声望,虽然这部书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们也很自豪自己能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只有唐甘南和桑俞楚暗暗叹服石越的老成稳重,二人对石越也因此更加信任。凭借着他们二人半生的阅历,他们绝对相信这个石越能够把他们唐、桑两家带到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商人的本质是投资与回报,初步排除他们有可能陷入谋反的阴谋中这一可能之后,他们已经决定做一次政治投资,从此让他们两家摆脱贾人的名声,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桑唐两家将成为名宦之族、书香世家。唐甘南给唐棣父亲的信中说道:"我们唐家现在有一个百年难遇的机遇,借助这个人,不仅仅毅夫侄儿可轻易当大官,便是我们二人,得个朝廷的封赐,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笔生意,断无不做之理……"

  基于这种判断,桑、唐两家对石越的支持不遗余力。当时的工商业相当繁荣,身家亿万贯的商人也并不罕见,桑、唐两家在商人之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其财力也已相当可观。

  熙宁二年十二月中旬,全套的棉纺技术设备基本上已经试制成功,同时,石越开始对《论语正义》定稿。每议定一卷,雕版工人立即开工雕刻,桑俞楚和唐甘南为了让这套书有最好的印刷效果,完全不计工本,除了原有雕版印刷坊内的工人外,还特意请来了汴京最好的数十名工人,刻板、纸张都是上上之选。但尽管如此,要刻出二十余万字的书版来,也非易事。一个字不小心刻错,整版就要重来,书版堆满了印书坊的十多个房子,上百个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到十二月结束的时候,一部《论语正义》不过刻完了四分之一!

  石越对于这种进度十分的困惑。

  他向工人们询问:"我听说有一个叫毕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无论成本还是排版的速度都要比雕版要来得好,为什么你们还用雕版呢?"

  工人们却茫然不知毕升为何人,只告诉他,现在的确有人用泥活字印刷术,但是主要是在杭州一带,并不普遍,汴京较少采用。因为活字印刷质量不如雕版,泥活字又不能使用太多次,于效率上的改善也并不显著,成本降低也很少。

  石越默默听着。

  他当然知道此时肯定有活字印刷术存在于世,要知道记载这件事的沈括正当壮年,如果他没有看到,也不至于乱写,何况这也不是乱写可以写出来的。他寻思着:"活字印刷术肯定比雕版印刷术要强,至少适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但是谷登堡印刷机和铸字机却不是一下子可以造出来的,况且用于金属活字的油脂性油墨也是个难题。如果用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印刷术,采用转轮排字架,再加以更现代的生产流程进行管理,效率一定可以提高很多倍,以后再慢慢向铅锡合金活字发展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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