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主体回归与精神守望
作者：陈平辉
一、丧钟不为小说而鸣
上世纪末的中国评论界，不断有人悲叹当今中国文坛同西方文坛一样，像个死水潭，虽然哪儿都冒泡，但谁都不长久，谁都不新鲜。由于“题材已经枯竭”、“形式已经掘尽”，今天许多小说家不得不回到自己既平淡无奇又变幻莫测的日常生活中来，以重新构筑自己的认识、审美和表现空间。于是，上班下班、柴米油盐、谈情说爱等平常人的平常事成了小说的主要对象，小说创作日益转向搜集生活现象与状态。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的历史崇拜到80年代后期语言崇拜，到90年代转向了表象崇拜，丧失主体的“零度叙述”已成为一种时尚。
读过段文华的小说集《那梦·那人·那歌》，却感受到浓浓的乡愁情结和梦态抒情，个中流露出主体回归与精神守望的超越性追求。与此同时心生欣慰：小说之树是常青的。
二、主体回归与乡愁情结
段文华的小说都具有遥指社会的淡远之感，《五月的河》、《野村的故事》、《西宁河畔的木屋》、《秋菊·女孩》、《追花人》等篇什的人与物都远离社会生活的主流与中心，且大多以人物悲剧性命运为主调，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小说中女性主角成分较大，体现出情感柔腻的风格。他的这些小说有淡远之笔色却不失人类情怀，重意义的非确定性但不失理想与精神向往。在商业物化的大潮中，作者的创作心理流露出古典式的精神还乡情怀：乡愁、孤独感、失落感、忧伤、忧患意识等心理能量，营构成寻找精神家园的迫切与焦灼。这大概可看作作者创作的总主题或总题旨。
从那些不起眼的人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毫不做作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良知，可以看到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人的主体情感体察入微的摸索。苏轼曾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于物。”“寓意”是一种超然的态度，“留意”是一种拘泥的态度。他的小说中，《远山的期待》、《倒春寒》、《A城旧事》等作品与现实社会生活距离近一些，创作主体大胆干预、反思现实。作为一名小说作者，在创作中强化自身的历史批判意识和文化反思意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但有少量作品过于“留意”于物，不免有直奔主题之嫌。相对而言，《故乡杂记》、《相约如梦》、《远村》、《山那边，飘来一片云》、《追花人》却写得超然物外，有淡远之气。这些作品涵容于作者的总体精神氛围，其超越功利目的人生境界倒显得气韵生动，表现出与现世的、物质世界的一种距离，表现出一种“心远地自偏”的对现实世界的抵抗，表现出一种朦胧隐约、生气远出的乡愁冲动。
三、月色世界的审美格调
段文华的小说从美学风格而言，大多应当划归阴柔美的范畴(而不是阳刚美)，其作品中描写夜光与月色之境尤为牵动人心，进而带来哀婉的情调。月色世界恰恰是孕育乡愁冲动的温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此类名句在中国古诗文中比比皆是。日光世界与月色世界是迥然不同的两重天地。如果把日光喻为炽热、响亮的大鼓之声，令人昂奋、进取，那么，月色就如呜咽、悠扬的洞箫之音，令人沉思、返归。月色包裹天地间的——切物象，使之齐现共同、纯净的色相；幽暗静谧、似真似幻。在这一片朦胧中幻现的一山一水、一事一境，无不负荷着无边的深情和无限的深意。人们置身其间必然产生梦境一般深远的冥想，萦回反复，一直透入到人的精神家园的骨髓。
文学史上，泰戈尔、沈从文、朱自清、孙犁等大手笔所写的月色夜景无不打动人心。段文华作为一名丹青好手和摄影爱好者，将自己对色彩世界的艺术领悟融入了他的小说创作，使其小说审美格调独特而颇具艺术魅力。在以心以情营构的月色世界十，一切苦难化成了平淡的音韵，显得那样悠远、超逸、恬静和物外有远致。
四、与“闲情”保持距离
由于审美形态上对韵、远、逸的追求，因而作品流露出对现实社会的疏离感和逃逸心理。段文华的小说题材多少带有“闲情”倾向，篱笆、女人、小巷、老屋、古村、远山都成为作者笔下的主要物象。
过多的闲情易透出慵倦、懒散和百无聊赖。当今中国小说中流露出来的冷漠与玩世态度着实令人心悸，“闲情”因创作的“私人化”潮流成为时尚，无论是飘逸的，还是感伤的，无所事事的，还是百无聊赖的，都做出一种虚伪的“优美”和矫情的“忧伤”。说穿了，“闲情”往往以游戏态度消解现实矛盾。
然而，文学家之所以成为文学家，主要在于他的精神首创与“非凡性”。读段文华的小说，感到意蕴淡远，恰到好处，但主体理性力度不足，散淡的闲情和生命悲苦背后弥漫着“人的失败”，没有非凡的精神首创，那种刻画琐细却带点诗韵的风景，总显得慵倦、抑郁和困惑。
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那份真心未泯，在创作中不乏社会背景下的冷静抉择，不乏良知的反省和人文关怀，但缺少的是把视野延伸到人类文化进程的广阔图景中，以获得新的个人化体验，并使艺术经验产生全新的精神基础。
尽管如此，段文华的小说并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应该“忘却的艺术”，而更接近利奥塔德所称的“崇高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