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历史旁边的美丽花园
作者：苍 耳
历史充满了遗忘，遗忘是历史的阴影部分。甚至回忆也能成为遗忘的一种形式，如果它自明性地遮掩了最原初的事实。当一种历史诉诸文字并被刻人纪念碑，我们常常发现它们因承受不住时间的重量而绽开裂缝，生出野史般的杂草来。因为有一些遗忘是不能被遗忘，也是无法被遗忘的。比如米兰·昆德拉就道出了其中的一种：波兰作家贡布罗维茨的杰出小说《费迪杜克》，不仅出版时间比《恶心》早一年，而且前者是一部真正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小说。它重新承接了被中断的前巴尔扎克小说喜剧性的美学维度，即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菲尔丁意义上的小说传统，在拒绝贫瘠的、疲软的、冒充高雅的伪现代主义中，坚持独立不媚的现代主义写作立场。而在萨特的《恶心》中，存在主义哲学穿上了小说的可笑服装。仿佛一位教授，为了使打瞌睡的学生们开心而用小说的形式给他们上一课。然而，贡布罗维茨默默无闻，他的作品三十年后才被重新发现。而萨特却声名显赫，成为存在主义小说的样板。昆德拉认为，在现代小说的历史中，《恶心》剥夺了应该属于贡布罗维茨的位置，以致《费迪杜克》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变得模糊；看上去无法归类；好像历史旁边的一座美丽花园”。
暂不论米兰·昆德拉对二者的评判是否恰如其分，但他毕竟残酷地指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残酷事实：“美丽花园”被遗弃和正在被遗弃。正如对历史耻辱的遗忘是一种耻辱，对“美丽花园”的视而不见，则表明批评家们眼睛的大而无光以及它背后隐藏的丑陋性。
我们似乎已不必再提，来自文学本体之外的畸形扭曲、摧残和扼杀：诸如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由于不是法国血统而横遭排斥，一九一一年他竟成了“蒙娜丽莎”名画盗窃案的嫌疑人而被监禁；类似的还有波德莱尔、惠特曼、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作家和诗人，这样的名单尚可开出一大串。在这儿，我想追究的是，来自文学内部的遗忘或忽略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以及它是否具有某种必然性。
很显然，到目前为止，文学史的演进没有超出也难以超出黑格尔所谓历史发展的“正题——反题——合题”的运作模式。问题是，每当历史当下境遇中出现反题时，就意味着对前些存在的正题的否弃和掩埋，一切都在有形无形的“反”字或者 pass中一刀两断。反过来说，从正题中萌芽的反题，也随时都在强大正题的围剿之中。如此看来，存于其中和介于其间的“美丽花园”，它的被弃置被遗忘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难道它们只有在历史进入合题时才被记起，或者像化石一样被重新发掘?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不难从俄国未来主义宣言中，听到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孪生般的回声，诸如：“把普希金、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我们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上，看他们多么渺小!”与此类似，美国反学院派主将金斯堡也宣称，以艾略特为代表的学院派是“一帮无知的叫人腻味的人……根本不懂得诗是怎么写成的”，“我们听到地狱里已成鬼魅的学院派还在为形式而尖叫”。至于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出现的“反崇高”、“反英雄”、“反诗歌”等等pass口号，同样可以让人感受到，极端“反题”的某种合理性和更大程度的遮蔽性。
进而言之，我认为，更深层次的遗忘和弃置的根源在于，定于一尊的理论体系、批评范畴与不规则的边缘性写作文本之间的根本冲突，并且，这种本源性冲突又因对前者的自明性、可靠性的绝对盲信与固持而扩大、扭曲，直至达到抹去任何异质文本存在的程度。我们在卡夫卡临终“焚稿”的遗言中感受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先锋作家的巨大绝望。然而这种绝望只是荷尔德林、凡高、陀思妥耶失斯基所经历的绝望的进一步延伸而已。耐人寻味的是，十九世纪情感狂热的音乐浪漫派，愈是试图进入十八世纪巴赫的赋格，便愈是远离巴赫而陷入更深层的遗忘。因为与浪漫派美学相反，巴赫的复调是平淡而对称的注重形式的纯粹音乐。这就是说，遗忘百年之久的巴赫虽然被缓慢发现而受到尊重，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领悟。这如同中国诗人愈是试图进入后现代便愈是远离了它一样。同理，如果没有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卓越研究与深入发掘，从源于斯又达于斯的“对话理论”角度重新加以透视与解读，那么对这样一种独异的小说，批评界长期以来也只能说是处于“没有遗忘的遗忘”之中。
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现代诗人的被埋没、被拒斥的程度，几乎是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对诗学和诗歌写作的侵入、扭曲的程度成正比的。例如：穆旦作为二十世纪杰出的现代诗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被遗忘，便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明证。但他的诗歌在进入新时期文学后，也长期得不到与其成就相称的公正评价，这不能说不与诗学批评的观念，长期囿于现实主义以及深层次的古典主义有密切关系。而最切近的一个被漠视的例子，是作为“朦胧诗；先驱之一的食指的诗歌。在食指还是知青时，他的诗就曾以地下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他肯定没想过他是真正的诗人)，这些黑暗的煤一样的诗曾启明和滋养过后来的“北岛们”。但是当北岛们崛起并进入批评史家的壮观风景线时，他却默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夜空。当我第一次读他的并不“朦胧”的诗，我禁不住有一种颤抖的感觉。比如他写于一九六八年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诗，抒写下放边地而告别北京的心灵痛感：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往她的衣领，／然后向她大声呼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它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也许用“美丽花园”来称呼它并不恰当，因为在一片文化沙漠的历史地平线上，它是以仙人掌的方式生存、呼吸和照亮自己，也同样以这种方式被遮掩、被遗忘。荷兰汉学家柯雷说：“无论如何，郭路生(食指)和黄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中绝对不能缺席”，“从某种角度看，是朦胧诗的先行者”。我对黄翔其人其诗几乎一无所知，这使我感到真正的悲哀。
就当代中国诗歌写作和批评而言，长期局囿于以极端反向化作为先锋模式，和以“xx写作”、“反XX写作”作为批评范型的倾向，并且人为地造成诗坛的派系之争、意气之争以及低水平重复的所谓争鸣。不仅独异性的个人写作被纳入一个预设的框框之中，削足适履，面目全非；而且更容易造成那些不入团伙、不入圈子的独立诗人被拒斥、被遮没。很难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之“美丽花园”，不会被我们同样麻木地遗弃于“历史旁边”。那些当红的诗人们，那些互相吹捧的诗人和批评家，尽管他们也写过一些像样的作品，但我对他们向来是抱有深深的怀疑。谁也说不准呢，很可能到头来被历史遗弃的是他们。中国诗歌需要像艾略特重新发掘玄学诗那样扎实、独具慧眼的批评，需要建立在汉语现代诗基础上的现代诗学的自足把握与横阔目光。
记得卡夫卡有句名言：“在你与世界的搏斗中，你必须站在世界这一边”。因为世界、时间或历史，它们是最强大的对手，同时也是最公正的裁判。真正的作家关心的只是写作本身，即便他被遗忘在历史的路旁，即便他被当作化人原野的车前草、蒲公英或地米菜之类，他也没有失去对世界和时间的坚定信念。尽管如此，我对“历史旁边的美丽花园”依然感到陷痛和忧伤。它们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历史放逐它们也被它们所放逐。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称之为历史本身的一种凄艳之美，或者悲怆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