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中国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困境
作者：梁 欢
有人预言：21世纪是“她”世纪，21世纪是女性文学的世纪。这种说法虽有失偏颇，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的女作家们以非凡的智慧、才华和勇气，以女性独特的声音加入到文学大合唱中，成为无法忽略的“亮点”和“热点”，为整个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女性文学取得的巨大成绩不但表现在创作实绩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创作这种形式，“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①。在女性文学创作中，揭示女性个人和群体的命运，表现女性人生的深切体验，展示女性精神世界追求的作品，占有十分重要而醒目的位置。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就曾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预言：“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们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一代又一代的女作家们用女性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审视自我，通过对女性现实困境的描摹和再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凭藉着对她们的深刻理解和同情，思索女性命运，寻求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
一、女性生存的艰难
女性因其“第二性”身份使然，无奈地承受着远比男性更多的苦难和不幸，长期挣扎于社会的边缘。 “父权制的价值观往往潜伏着男女对立，男性是主动者和胜利者，而女性等同于被动者和死亡。”②女作家们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女性生的艰难处境，将女性生存的一幕幕苦难场景真实地呈现于读者眼前，直逼人心灵，引人深思。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在一次大扫荡中落人魔掌，成为日军的随营妓女。后来她不幸染上性病，在身心受到极度大摧残的情况下忍着病痛为游击队送情报。可是当贞贞脱离虎口回到村里的时候，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村里一些妇女非但不同情她，反而认为她“连破鞋都不如……”，她们甚至比男性更疯狂地嘲弄贞贞的“失节”，把她视为”不祥之物”，“而且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不论丁玲的文字如何简单粗糙，政治意图如何直截了当，《我》很意外地透露了她对妇女问题的深切体验。”叮玲深刻地揭示出，即使是在解放区，“妇女解放”往往也只是空洞的许诺，根深蒂固的贞节观和男权思想不是轻易就可以“解放”：掉的，仍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革命“献身”的女性缺乏道德保障，她们的性别利益和革命利益存在冲突，在表面平等的革命阵营中女性是受压抑者和牺牲品。更为沉重的是，丁玲所揭示的女性困境，不仅在当时的解放区而且在解放后的中国也存在，同贞贞有着类似遭遇的女性的苦难远没有结束。霍达写于八十年代的《红尘》，也深刻地剖析了落后的文化形态和封建意识导致的悲剧根源。女主人公德子媳妇在旧社会由于家境贫困被卖给妓院当妓女，解放后跳出了火坑，嫁给了拉车的德子，在一个无人知晓她往昔的胡同里过起了安谧的居家生活。然而当“大革命”来临时，当她在诉苦伸冤中将自己的不幸身世坦露给邻里们后，这个在旧社会被压在最底层的苦人儿竟然被打人了与“地富反坏右”为伍的十八层地狱，最终家破人亡。这一切只因为她没能守住贞操，“不干净”，无论她是否心非所愿，无论她是否拼死抗争过。丁玲和霍达的这两部作品都说明：“妇女解放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变革，它不是仅仅靠经济、政治或社会结构的变动所能完成的”④，无数女性悲剧的发生，正是因为千年来深深切积淀在人们心中的男权主义观念如鬼魅般徘徊在现实生活中。
二、女性价值的失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一直是被压在最底端的奴隶，是不存在任何个人价值的，“夫贵妻荣”。“母以子贵”，女人的地位、价值、安全感、归属感完全系于男性。女人没有自我，没有主体地位，甚至连身体都不是自己的，她们不可能也不敢去想像什么个人价值的实现，只有安然地服从，默默地奉献，谦恭地扮演着男性为自己设定的角色：从父母的女儿到结婚出嫁为人妻人母直到老死而终。思考着女性自我救赎之路的中国女作家们，更为直接、痛彻地感受到封建礼教和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戕害和禁锢，将争取被男性异化的女性角色的解放作为她们创作的主要出发点，为改变女性作为性别奴隶的命运大声疾呼。杨绛借沈惠莲(《风絮》)之口，反抗男性无视于女性自我的存在，把女性看作男性的一部分，为男性作出牺牲的古老神话：“你早已吃掉了我，消化了我，所有的我，都变成了你，你，你!……我，我早巳没有了，成了你的一部分。除掉你消化不了的那一点点儿。”⑤这为她丈大“消化不了的那一点点”便是她在“五四”启蒙之下觉醒的女性个性，她不再从男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来看待自己，而是用女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来看待自己，这才发现自己已被他吞没大半，于是她拒绝继续无私奉献，拒绝做温柔的天使，拒绝这种被吞没被消化的处境。这是觉醒了的知识女性的心声，她深切地感受到男权意识对她们的压抑和自我的失落，道出了她在现实生活中主体意识无处安放的深刻的内在困境。
女性意识的觉醒，唤醒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她们认识到，女性除了家庭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她们要进入社会、要为“自我”而存在，希望通过自身价值的实现来嵌入历史，打破男性一统天下的格局，但在自身价值的探寻过程中，她们又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事业与家庭的困惑。陈衡哲是最早对此主题进行理性思考的女作家。女博士洛绮思因为担心婚姻生活会影响事业而放弃了与志同道合的导师瓦朗白德的婚约，若干年后，功成名就的洛绮思在夫妻恩爱、子女绕膝的梦境中，体味出心底隐隐的孤独失落和对天伦之乐的憧憬向往。女性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能否同时拥有幸福的家庭?什么才是走出家庭投人事业的现代女性真正的生命归宿?女性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洛绮思陷入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进入新社会，女性的自我发展在体制上得到充分保障后是否就彻底走出了“洛绮思问题”的困扰，能够拥有全面发展的完美人生呢?在八十年代的女性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陆文婷式的疲惫，是将事业与工作作为自己生命的“最后停泊地”的无奈。尽管“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了”，表面上看，社会以法律和制度保证了女性追求个人社会价值的权利，但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标准严重阻碍着这种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女性处在一种分裂状态中难以自拔：如果追求前一种价值标准，渴望有所成就，但是社会确认她们的标准会突然变成后一种标准；如果追求了后一个，“现代社会”对她们的标准又是前一个!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中，女作家们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困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如徐坤的《厨房》。枝子当时走出厨房时的义无反顾和她欲返回厨房而不能，耐人寻味。从一般女性解放的观念来看，当初枝子勇敢走出家庭，是对女性价值的大胆追求，然而当她事业成功后，为什么又要返回围城呢?是她对追求个人价值的行为懊悔了吗?是女性天性脆弱吗?是内心深处对男性的依附感吗?对事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和幸福家庭的渴望是人类正常健康的人生目标，男性事业成功可以夫贵妻荣，为什么女性要争取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就必须要放弃或牺牲另一部分?为什么女性事业的成功，往往要以爱情的失落、家庭的破裂为代价呢？为什么这就是事业成功的女性命定的人生轨迹呢?由此可见，90年代的中国，男权中心文化观念仍像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牢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为追求个人价值的女性带来无尽的困惑和烦恼。
三、女性情感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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