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在路上寻找钥匙
作者：江华明
1
多少年来，生活中一种让我割舍不掉的东西就是文学。这种东西好像是我躯体内的一个器官，或者说是我的魂魄。我在创作中表达失魂落魄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比喻就是“—个人像在路上寻找钥匙一样感到茫然和焦心”，这一比喻就是我非常时期的切身感受。在今天对于圈外人来说，依然述说这种情怀显得有些做作和矫情，但我深信，许多有我类似经历的人都可能有过这种感受。所谓的非常时期，是因为客观的因素使我与期刊和写作渐离渐远的时候。比如来去匆匆倒头就睡，没有时间或精力读写；比如懵懵懂懂形同空壳，失却冲动的感情麻木；再比如自己的文学情结遭到耻笑，特别是那些弃文从商者炫耀似的耻笑的时候。
我准备不够，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想像不到场面一下子会变成这个样子。想像不到的原因，是因为我太痴迷、太封闭、大迟钝，以及之后到了十字路口，有了多种可能的诱惑和抉择。
当然，这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的总结。
有很长一段时期，我暗暗立志做一个很大很大的作家。那段时期马原的故事叙述正在叫绝，洪峰的《瀚海》波涛起伏，还有刘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面对一浪又—浪的波涛，我既感受到汹涌澎湃的威逼，又产生出勇往直前的气概。当作家并不难，当大作家必须要有信心和恒心。于是白天黑夜，上班下班，我同许多过来人一样，整天沉浸在那种构想的氛围之中。冲动像抽搐一样一阵一阵，稿子一篇接—篇产生。其时，家里琐屑的事情不管或者少管，阅读的期刊堆起来比啤酒瓶还高，激动起来可以一家伙刷刷刷地弄到天亮。
2
偶然，我爱上了文学。非常偶然的事情，就像一颗陨石碰巧砸到了新西兰奥克兰某幢倒霉的房屋，致使阿彻家幸福地得到了一个宝贝。在这之前，我家族里面大多是陶瓷业内人士，制作、烧炼或者管理，非书香门第，离文学更远。尽管小时侯学习成绩还好，但作为城市弄堂里面兄弟很多的小孩，我只不过是一个玩得昏天黑地、晒得黑不溜秋的顽童。那时候趁父母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我的情趣和光阴大部分都懵懵懂懂消耗在郊野的树林和水沟之间，春雨秋风，漫山遍野，废寝忘食。当然不可能永远这样散漫下去，人总有长大的时候，情趣也是随着年龄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我母亲，我母亲不在大型国营华电瓷厂工作，华电瓷厂没有图书室，图书室里没有一位热心的管理员阿姨，那么就不存在我少儿时期如饥似渴一本接一本的文学阅读。《闪闪的红星》、《高玉宝》、《沸腾的群山》等等。否则对于陶瓷家族的少儿而言，耳濡目染、迷上陶艺雕刻或者绘画之类都有很大的可能。
这是缘分。缘分即指由命中注定的遇合的机会。 之后，阅读逐渐挤占了我野孩子一样的散漫时间，比如上课我放在抽屉里，吃饭我放在饭碗边，解手我蹲在厕所里。在大人的眼里，突然一下子我变得斯文而痴迷。殊不知当时我心灵的空间已远不止郊野、昆虫和鱼虾等可以满足，趣味已经跟随书本上的描述天马行空，肆意汪洋。读中学时我热爱作文，偏袒文科；读大学时参与社团，勤奋读写；工作后认准目标，兴趣盎然。
开始，是非常自然而然的过程，但到了后来则成了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文学社团似一面面青春的旗帜，文学期刊似一杯杯解渴的甘露，文学青年似一张张体面的名片。一切也非常自然。走上文学之路就像爱玩的孩子在冰面上穿上溜冰鞋，晃晃悠悠，磕磕碰碰，直到驾轻就熟玩点花样。尤其到了地方高校任教《写作》和《小说创作研究》等课程的时候，兴趣和工作融为一体，业余和业内混为一谈。这正如沙雁所说的那样，环境给予了我创作上充分的自如和活力，宽裕的时间里过着清贫而单纯的校园生活，大量涉猎相关的理论和作品，讲坛上夸夸其谈，偶尔进出于文友圈子，以及日夜沉醉于小说的创作之中。
那个时候我和许多人一样，孤傲并执着地在想像中的家园里过着想像中的日子。上海作协主办的杂志《萌芽》，当时被称为“作家摇篮”。发作品在作者前面还注明省份是这个杂志的特点之一。一个大男人总是把这个“摇篮”当作理想的温床躺进去，晃晃荡荡试过好几次，结果突然就弹了进去。随后接二连三，而且都落在较好的位置，结果还拿了1992年度的奖项。人感觉非常地激动和舒适。这个人就是当时比较简单的江华明。
3
在我已经超出了晚婚界定的若干年之后，散漫的单身生活开始遭到人们的指责和厌烦，自己在街上被同学的孩子叫叔叔时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替的时候，我一股脑儿将现实的生活像摆瓶瓶罐罐一样摆到了自己面前：置办家具了，结婚了，生小孩了，房子要集资了，家里需要大量的开支了，而老婆所在的最大最现代化的瓷厂开始发不出工资了……没有坚强后盾的我，再埋头创作就面临着小孩奶粉的短缺，以及甩不掉借支的包袱。理想使我们清贫，而清贫不再能支撑一个有志之士的脸面和家庭。于是那个时期人们总可以看见一个骑着破旧单车夜晚出去兼课的瘦子的身影，或者在校园的一角与人合办一个“三闲书屋”的疲惫身影。当然也有坐在台灯下伏案的时候，但是伏案也不乏为赚取特区某企业报纸稿费的行为。
当然我还在阅读和写作，抽空闲的时间，比如周末老婆孩子回娘家的时候，比如睡觉前坐躺在床头的时候，比如别人看电视打牌的时候。那时候短暂的读写，就像熬瘾的鸦片鬼突然能吸上一口一样 既心情舒畅，又难以尽兴。情绪是郁闷的。但好在学校教书不用坐班，每周六节《写作》课三节一连堂，仅花两个半天就可以拍屁股走人，想要阅读的期刊图书馆也能借到，因此挤挤时间还发了一些东西。
真正与文学渐离渐远，是1994年底在地方电视台客串到一个固定的撰稿差使开始，后来第二年电视台(跟学校协调好了)要我兼职主持—个类似于《焦点访谈》的节目。于是人就丢下书和笔，变得跟玩具陀螺一样被生计这根鞭子抽得旋转不止——除了在学校继续上课，我每周还要完成一期《广角600秒》的制作任务和摄像记者寻找线索，现场采访，撰稿编辑，出镜主持，等等。刮风下雨，城市乡村，白天黑夜，出去进来，多少年如一日。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改善了许多，社会接触面开阔了，人也因为节目的出名而有了许多虚荣笼罩。特别是后来调离学校，纯文学期刊在零售摊点日渐稀疏，没有多余的时间，耳边流动的又尽是新闻信息。那时候好不容易拿到一本可心的期刊，就熬夜坐在床头上过瘾。看到一篇篇小说，内心就隐隐有—种疼痛的感受袭击。在家里脾气变得焦躁，在路上人像寻找钥匙一样的茫然。
1997年江西省作协在梅岭举办“早春笔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的心境。我既感到亲切激动，又不愿言语声张。我像一个被勒令出列的士兵一样沮丧和阴沉。
4
活着总要有点精神，这是人这种高等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除了吃饭、睡觉和工作，如果想往生命进程中灌注一些属于质量的东西，或养鸟种花，或演唱绘画等诸如此类的作为，那么精神就会附着于躯体。这些作为归类于艺术，它有别于那些简单、粗劣、功利以及浅尝辄止或者稍纵即逝的娱乐或刺激。
这是我现在的感悟。一晃十几年过去，小孩都人高马大，老婆也调进了一个很好的事业单位，我已经可以不为生活所累了。繁忙的时候我设法排斥纷乱和琐屑使自己变得清爽和安静。单位阅览室按我所求订阅一些书刊，没事的时候我甚至把办公室的门一关，噼里啪啦就在其间肆意地写作。创作是愉悦的劳动，创作能使心灵触及生活情态并开拓纵深，创作使我迷恋于生命及其光阴，使我变得从容、充实和理智，使我没有根由地热爱生活和这个世界。
“一切违反自然性的秩序性、清晰性和逻辑性的理性结构就受到作家们的排斥和抗拒。”这实际上也照应了时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倒不是为要增添身上的亮点，我已经超出了渴求虚名的年龄和思维。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艺术的深度模式构成一种奇妙的统一。瑞典文学院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维·苏·奈保尔的作品的评价是“是驱动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美国大作家爱默生的言辞被霍尔姆斯誉为“我们的思想上的独立宣言”。这些例子都在说明：艺术的深度必然呈现出生命的真理。
教科书上明示——创作的秘密在于通过语词与结构，唤醒某种记忆。记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人际关系、特殊的语言行为方式和生命情调中产生。这道出了我创作的切肤感悟。也就是说，“创作深度的探索”包容着一种生命启示的智慧，因为在创造者那里，播撒有情的种子就是期待生命收获，寻找一种语言结构就是想像一种生活方式。
生命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奈何不了的时间段落。把这一段落人为地：丰富充实和添加色彩就成了大家的计划作为，或者，用低调或通俗的语言表达。活着总要有一种喜好，否则再怎么也没什么意思。
我在一篇叫做《晨风从耳边吹过》的散文里说：
“晨跑的队伍越来越稀疏了，最终成了现在的少数几个。几个人在辽阔的操场上移动，就像大海里有几段枯木漂浮。人顽固地注视前方，风不断地经过耳际，这样的举动在椭圆形的操场跑道上又被理解为循环往复，起点即是终点，一而再，再而三，以至无穷，是风经过耳际赋予了一种前进的表象。然而跑步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了一种生命的部分，我们在生命的部分中互相问候、闲谈和并驾齐驱。晨风在不断地抚摸着跑步者的头发，像园了抚摸花草一样，希望它们长大、飘逸并且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