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心灵的试炼
作者：曾镇南
卜谷花费十几年艰辛、倾注了大量心血创作的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是一部用特殊材料写成的具有特殊的格调和意义的作品。它带着战争年代赣南大地特有的红土气息和铁血史迹，以真实到令人战栗的酷烈，严肃地、执拗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是对我们的心灵的—个试炼，对当今生活的一个叩问。
对于这种用特殊的材料写成的书，也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回应。
“少共国际师”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成立的一个特殊的部队建制。从1933年9月3日誓师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取消建制，前后也就存在了—年多。这支平均年龄不到十八岁的红军队伍，是在“左”倾路线支配下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的败局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尽管有肖华等杰出的红军青年将领的具体灵活指挥，有全师战士的业勇机智的奋战，仍不免于几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命运。“少共国际师”经过短暂而酷烈的血战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但是，它写下的红军战史的特殊篇章，是不会湮灭的。卜谷，作为当年“少共国际师”战士的后代，作为赣南红土地哺育出来的作家，怀着庄严的历史感，承担起了为“少共国际师”写形象的历史，为当年还是小青年的红军英雄、红军先烈真实地画魂的艺术使命。我认为，他的小说，很好地完成了这样—个拨亮历史、告慰先贤、启迪当代的使命，在艺术上，也为当代文坛带进了—阵凛冽而清新的风。
这部小说的第—个特殊之处，是以异常朴素而真切的笔触，绘状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红军将士身处的严酷、复杂的环境和悲壮、无奈的心理，塑造了肖华、吴高群、邱德新、“侉佬”等“少共国际师”各级指挥小别具个性的形象。这些年轻的红军将领，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熔炉里快速地冶炼成钢、压铸成材。他们一面与占优势的白军浴血苦战，一面承受着红军队伍中“清除AB团”、实行“顶对”、“短促突击”等错误的做法带来的伤害、挫折，在革命理想的激励和现实环境的刺激中渐渐走向成熟，有的过早地献出一腔青春热血，浇灌了尔后，千遍中华大地的自由、解放之花；有的幸存下来，成长为新中国的一代将才。作者大胆地毫不隐讳地披露了这些青年将领在抗争中承受挫折，在苦闷中产生怀疑，陷入茫然、无奈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赞美了他们矢志于革命、在僵硬的总体败局中保持灵智的战斗姿态，在暗淡的逆境巾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的真金一样的品格。结合着当时特殊的典型环境，用简劲而准确的线条勾勒出来的“少共国际师”指挥员的形象是令人难忘的。“少共国际师”不满十八岁的“一把手”、师政委肖华，集政治智慧、指挥才能与诗人气质于一身，同时又是一个鲜活可触的不失青春朝气的青年。就任“少共国际师”政委之初，就受到父亲在“清除AB团”中被冤杀的噩耗的打击；在反“围剿”战斗中，“少共国际师”伤亡惨重的“胜利”带来的困惑，党的领导人博古生硬而武断的“启迪”、军事顾问李德的僵死不变的战术和鲁莽的指挥；部队屡战屡败的严峻处境和怀念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传统的将士呼声……这一切都在肖华的内心世界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使他在辨析中、沉思中获得了沉潜的政治耐受力和卓荦的器识。作者生动、传神地描写了肖华和狗嫌、三观保这两个年轻的小战士之间的几次遭逢：从盱江里假装水精鬼到山路上被两个小鬼算计“调理”；从描写狗嫌捉逃兵不怕鬼的小故事到明断两小鬼当“逃兵”被罚的冤屈，把肖华亲近战士、了解战士、同情战士、珍惜战士的生动生活小景栩栩如生地画了出来。最后的一次大败仗中，肖华要警卫员小黄保住生命的叮嘱，更是把这个红军政治思想工作能手的仁者情怀敞露无遗。用这样刚柔相济的笔墨去描绘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的形象，这反映了作者艺术上的勇气和胆识。这种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于一体的艺术勇气和胆识，也同样表现在对邱德新、“侉佬”、吴高群的形象刻画上。邱德新对肖华坦露了内心秘密后的疑惧心理，他和秀秀在“扩红”和战场鼓动时的对歌，他处理陈团长与狗嫌、三观保冲突时的冷静和公正，他在袭击“瘟神堡”和邱家镇时表现出的机智和应变能力都丰富并凸显了这个胜利团政委的形象。吴高群在阵地上讲井冈山的故事和“顶对”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年青的高级指挥员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远见卓识和文化不高却富有智慧、十分“内秀”的特点；而“侉佬”作战的勇猛和为人的温厚，他和狗嫌互学互助的友谊，他对小战士的呵护，则把一位红军基层指挥员的可敬可亲的形象真实可信的绘状人微。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吴高群、“侉佬”在流露内心感情方面似乎比较俭啬，但吴高群对待来红军部队寻亲的两个村妇的态度，“侉佬”听到“妈妈”两个字时流露的思母情感，读来都是催人泪下的。“无情未必真豪杰”。在年轻的红军将领中，也不乏人子之思、人夫之情、乡土之恋、青春之梦。善于用精心选炼的富有艺术意味的细节来绘状这一切，这是卜谷在艺术上让人感到比较扎实的“秘密”。当然，这种扎实的艺术功力的背后，肯定有着作者对亲历过那个战争年代的人们的长年采访、亲炙、体察而后形成的形影相契的熟稔在心。
《少共国际师》的第二个、也是最为特殊之处，是他在真实的人物原型的基础上，运用朴素无饰的白描手法，集中地塑造出了狗嫌这个粗豪可爱、聪明勇敢、不断上进的红军小战士形像，正是这个运用典型概括的方法虚构捏塑出来的红小鬼形象，集中了作者创作才能的华采，使这部悲壮、沉重、压抑的“少共国际师”战史，演绎成了一部灵动、风趣、活泼的少年英雄成长的故事。注视着这个少年英雄的身影，我常常会在感慨当年环境的残酷的同时，为他的顽皮的“恶作剧”和妩媚的孩子气莞尔一笑。在书里，也可以说在“少共国际师”里，他是一个永远闪动腾挪的光点，是一条穿缀生活细节的珠子的丝线，是使沉重的生活具有飞动之势的一枚梭子，是别号“狗嫌”实乃“人爱”的一个好男儿、好战土。
狗嫌未人“少共国际师”之前，是个顽劣得出奇的“鸭司令”。他捉弄人、虐待狗的举动，惹得一村人都嫌，连狗也嫌，所以得了个狗嫌的绰号。然而他对妈妈和家人，却是有爱心的，东家在他的午餐中加了两个小粽子，减了一根小蕃薯，他便耐着饥饿，把小粽子留下来：“他要亲手剥去粽叶，把粽子一只一只塞进妈妈嘴里。”结果这两只小粽子成了当红军负重伤牺牲的大哥坟前的祭品。当二哥因恋着秀秀开小差回来时，他便自告奋勇顶替二哥报名参加了“少共国际师”。这个顽劣与诚挚兼而有之的赣南的农村少年当了红军战士，虽然有时也顽劣如昔，干些自酿南瓜酒，把酒吸食大半，再撒尿添上之类的勾当，甚至混到白军里却做“生意”，开起汽车把白军司令陈诚撵得兔子一样奔蹿；打下“瘟神堡”闹出了吃机油拉肚子的笑话，他的这种顽劣举动中透出来的正义感和斗争智慧渐渐占了上风：用尿盆子惩罚好色的陈团长，玩一回“飞机犁田”的高级游戏，吃一席别具风味的草蜢宴……这些都显豁地让他的顽劣派上了正当的用场。而他特别勇敢、特别能战斗的本领，则使他在小战士中脱颖而出，很快就成为班长、排长，最后竟成了“少共国际师”短枪队的新队长了。在残酷的环境中，狗嫌以他特别的方式学习着、磨炼着、摔打着、前进着。这个看似粗粗拉拉的小战士，也有他自己丰富的感情。他和小伙伴三观保的友情，是多么诚挚，又是多么孩子气呀。三观保做梦梦见和爸妈一起吃喷喷香的豆腐渣，狗嫌一听梦里没有他，就不乐意了，埋怨三观保说：“你看你看，和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小气，连做梦吃东西也一次都不肯捎上我。”(看到这里，你能不哑然失笑么)他和秀秀的关系，从因为恶作剧惹得秀秀一声不响拎起锄要追杀他，追不上了就用锥子般的眼光扎他，到得到写着“亲亲的狗嫌”这五个字的情书，这种懵懂的感情，又是描写得多么真实而动人呵。狗嫌这个少年英雄的形象，比起大家已经熟知的小兵张嘎、头顶闪闪的红星去战斗的潘冬子、小英雄雨来等形象，似乎更有梁山英雄的粗豪本色，更弥有草野中蓬勃的生命力。他性格中的赣南红土地的地域特色和在节节失败的大局中迸发出勇武和灵智、但又终不免于失败的悲剧命运和时代投影，也是独具无二的。
与狗嫌的形象形影相随、相得益彰的，是在父母疼爱和庇护下的独生苗三观保的形象。这个绰号意味着有三个观音保佑的少年，是在邱德新、秀秀领着“扩红队”围着他家唱山歌，硬唱出来才加入了“少共国际师”的，舔犊情深的爸爸道生因为舍不得儿子也随军当了炊事员。这样一个初上战场便吓得尿湿了裤子，当了战士还天天吃父亲省下的饭团的“宝宝仔”，在“少共国际师”的熔炉中，在周遭“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鲁迅语)的陶冶下，也很快成长起来了。他和爸爸道生获准探亲后，自觉地捧着豆腐渣归队；狗嫌拼刺刀时，他默契配合，在水枪里灌上石灰水从一旁喷射敌人的眼睛；对从白军里过来恶习未改的陈团长，他也敢于抗争，最后他壮烈地死于白军密集的枪火中。这个少年的善良和稚气，明理和勇毅，也是写得形象毕肖的。他收养小乳狼又终于把它放归狼群的故事，和狗嫌身上带着的那根虎鞭的故事一样，都是小说中的神来之笔。还有着墨不多却也性格鲜明、气韵生动的女战士秀秀的形象，堪称“少共国际师”众多人物中一枝独秀的鲜艳的铁一般的花。她本是狗嫌父母从逃荒者怀里抱养的女儿，是预备长大后和狗嫌三兄弟中无论哪一个“圆房”的。这种身世决定了她成为最积极“扩红”的模范。在她把狗嫌三兄弟都“扩”进了红军后，她也就无法在家里容身了，只好把自己也“扩”进了红军。在战场上救护伤员时她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才渐渐知道了狗嫌妈妈和村人当初为什么会恨她，对牺牲和受伤的战士生出怜惜和同情；自己也有了内疚之心。她很善于唱山歌，那么热爱生活，于此可见，她内心热烈的感情和温柔的女儿气。她递给狗嫌的那封最短不过也最直最真不过的“情书”，显豁地表达了她内心爱的更生。从“老妹哇句直爽话，圆房就圆红军郎”的山歌到“亲亲的狗嫌”这五字情书，秀秀是全身心地把自己交给了红军的事业的。这样的少女情怀也许不那么细腻、宛转，但却是热烈、美丽的。借用郭小川的一个名句，这真是“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即使因吃了虎鞭而受本能掣动和狗嫌在草地上翻滚的那真实到让人不能不发出苦涩的笑的情节，也毫无碍目之感，只让人觉得天真无邪。
《少共国际师》的第三个特殊之处，是它描写生活时那种毫无饰词、存其本真的笔致，或者说，是全书中一以贯之的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使得小说的生活画面和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弥满了真实。作者不讳言红军在反“围剿”失利、战争越来越残酷的情况下开展的“扩红”宣传遇到了村民的心理抗拒，也不回避红军里逃兵现象的存在和处理逃兵的残酷方式引起的不安和疑惧。战争的伤亡给指战员的心理冲击，红军白军长期“顶对”形成的特殊的盐烟交易，红军干部中军阀习气的存在……等等实际生活的阴暗面都在作者笔下一一凸现。然而，这阴暗的一面在艺术描写中更凸显了赣南一角的光明，那是在当时黑暗的中国燃起的一个火炬透出的光明，是十五年后诞生的新中国的曙光。作者准确地、辩证地用艺术的笔把握着这光明与黑暗的关系，故能把冷峻和热烈融汇于笔端，把真实的生活和人物和盘托出。例如，那个嘴馋色饥的陈团长的种种不堪人目的行为，在小说中要算是比较触目的存在。他和邱德新、狗嫌、三观保的冲突，也是别有意味的描写。但这一切给披上了某种荒唐戏谑的衣裳，几乎就真实到了可笑的地步。陈团长被降职为连长，最后勇敢地牺牲了。生命的册页合上，他终于不失为“少共国际师”的一员——而这是多么真实可信的一员呵。还有三观保的爸爸道生的形象，他那一双时时盯着自己的“宝宝仔”的母狗一样的眼睛；他那从泔水里捞食以省下饭团给儿子补充营养的良苦爱心；他想为儿子请假探亲又不敢开口、偶有违规的念头就自己把自己吓得够呛的纯良心性……都是让人过目不忘的。作者简练的几笔，就把书中的这个很次要的人物也写活了。尤其感人而且具有震撼力的是他后来与儿子死在一起的情景：“……道生去拽宝宝仔的尸体，那尸体很重很重，已与大山连成一体，拽得东倒西歪，拽着拽着，一串流弹飞过，他也中弹倒下，双手还紧拽儿子不放，就这样停止了呼吸。”这里掺进了一点点浪漫主义，却更加强了现实主义，真是精彩之至。
鲁迅在评论法捷耶夫的《毁灭》不避讳描写游击队渐濒危境时的种种“解体的前征”、不避讳血和污秽时，曾经这样说：“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还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据，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这一长段话，我一直认为是革命现实主义表述最准确、最漂亮的真解，也是对至今仍有孑遗的乌托邦主义者(即伪现实主义者)的针砭和药石。读《少共国际师》时，我重新翻出这段话看了看，更有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鸣感，不觉为之动容。这并非要拿名著来和这质朴但尚存粗粝的新作来作比方，而是被鲁迅的精辟而又常被怠慢的评论和卜谷在摸索中向这真的革命现实主义靠拢的脚印打动了。
中国的人民的、革命的文学，以一向紧密地贴近中国的现实，贴近现代中国革命错综复杂、血战前行的历史进程而著称于世。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农业合作化、三年困难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文革”、“文革”后开始的新时期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这些大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丰富而生动、广阔而有力的反映。我们的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革命史。这是我们文学的尊严和光荣之所在，也是我们的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吸引世界人民的目光，受到别国的读者和研究者尊重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与别的历史阶段相比，反映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的生活、斗争、事件、人物的作品，似乎还比较薄弱。在我的印象里，当代作家黎汝清、杨佩瑾、罗旋及肖克将军等，都写出一些反映红军时期的斗争和生活的作品，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现在，比较年轻的赣南本土作者卜谷，执着地拿出了这本《少共国际师》，这是让人感到欣喜的。这部书在一个特殊的题材上，填补了我们文学创作的一个空白，也积淀了相当不错的艺术经验。它的价值是会被人认识的。
写到这里，我环顾一下文坛，也窥探一眼文学书籍的市场，不禁为这本书出版后的命运感到担忧了。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会怎样看这本书呢?我又想起鲁迅评高尔基《争自由的波浪》的话来了：
“……将这些写在纸上，血色早已轻淡得远了；……然而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账簿，原也未始不能够推见将来，只要不将那账目来作消遣。”②
就把这话移赠给愿意读读《少共国际师》的读者吧。
①鲁迅：《<毁灭>后记》
②鲁迅：《<争自由的波浪>小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