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内心的沧海
作者：邓诗鸿
邓诗鸿，原名邓大群，笔名梅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江西省瑞金市，现供职于江西省赣州市交警支队。
十六岁开始发表处女作，至今已在《诗刊》、《星星》、《绿风》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等作品500余件，有作品入选《中国诗歌年鉴》、《中国诗歌精选》、《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中国新诗白皮书》、《精品散文》等多种选集，作品被《新华文摘》、《读者文摘》、《青年文摘》等刊物转载，出版诗集《一滴红尘》、散文集《从故乡出发的雪》。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我的心中深藏着一个浩瀚的海洋，潜伏着一个汹涌的沧海，它时而柔风轻拂，波光潋滟；时而暴风骤雨，惊涛裂岸。在它的上面，有一些纯粹的情感在跳动，闪着它圣洁的光。我知道，如今这世界一切都太快了，有时简直让人无所适从，也许能使之减速的只有梦想和诗歌。在深夜，当我独自面对一张白纸时，我感到如同面对危崖和深渊。一首诗的完成使又一个“现在”成为既往，而时间烧成了灰烬，我发现我仍然在期待着什么，又被一些透明的碎片击中。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怀着对时间的某种恐惧，我知道，时光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任何人都无法泅渡。我不能肯定在多么潦草的历史中，在稍纵即逝的时光深处，哪些东西将最终能够被沉淀下来，哪些坚定的声音终将穿越众生的喟叹在长河中停留……
多年以来，我试图沾着自己的鲜血和骨髓，通过诗歌介入与世界和心灵的本体对话。诗歌作为一种自在的沉默的运动，是心灵的呻吟与诉说，是苦难和碎片在灵魂中的瞬间闪光与呈现，是一种难以诉说而又使生命和疼痛无以复加的一瞬间的生命状态（语言也许可以成为本体论的一种揭示手段，但它缺乏灵魂与生命，在这之中事物通过语词呈现其存在）；它来自于外在世界的伤害和戕杀，来自于灵魂本体的撕打和破碎，因此它应该对存在有所言说，对苦难有所承担，对伤口有所照看；并且通过承受、怀疑、反讽、拒绝和传达，使存在与本体的沟通成为可能。
“啊，多少的约束和不审慎的思想出现在一个孤独者的梦中！多少梦想到的存在伴随着一个孤独的梦想！”（加斯东·巴什拉语）。
诗歌，也只有诗歌可以使世间最美的一切永垂不朽！———这是其它艺术形式所无可比拟的。因为它捉住了那些飘入人生阴影中一瞬即逝的幻象，用文字或者形象把它们装饰起来，这是人类灵魂得以暂且栖息的洞穴。正是因为诗歌这一体裁的无限想像和创造，才使那些难以表达的、如此不可理解的、如此特殊的在我们幽暗的内心滋长的那些数不清的、多种多样的东西，展现出它们独特的绝无仅有的状态，生长出幻想的翅膀，呈现出灵魂的高蹈、虚无与幻灭。无疑，这还得益于作者神奇的冥想、比较、虚拟、灵动、飞翔和智慧。因此，诗歌中语言的冷静、内敛、克制，以及灵魂的高蹈与大美往往是一首诗成功的关键。
一切形式的诗歌都是想像和激情的语言，幻想和意志的语言。语言是写作者赖以继续和存活的条件。相当漫长的时期内，语言仍然是写作者最需要直接面对的和最基本的问题。但抛开具体的使用环境来谈论语言同样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并且，我怀疑客观的语言的存在意义。“语言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使智性感觉变得细腻而绵密，有时甚至可以揭示比构思要多得多的东西，在更为幸运的情形下，语言与智性融为一体，对于语言的这一作用，所有有点经验的诗人都懂得应在诗中删除多少或保留多少，这表明，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疏离或抵制着语言”（布罗茨基语）。而假定语言不是最主要的，那么对于一个诗歌文本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因此没有比僵死的、学究式的批评家的呼声更为荒谬。诗的根本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它必须是朴素的和诉诸我们天性的要素和基本规律的；它不仅能打动我们的心灵而且能照亮我们的灵魂与生命。诗的生命与力量在于诗从自身出发，到哲学和宗教那里进行洗濯和淘洗，然后再回到诗歌自身，并且占领那块哲学和宗教领地。
一直以来，我始终对诗歌保持着克制和谨慎。我认为一首好诗，它是一道迷人的风景，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风姿绰约、暗香盈袖而又傲然独立。一首好诗，它至少应该具有力度，也就是说，它应该能够让人读后为之一“震”。这肯定需要它对我们已经麻木的事物有所发现和指出，对我们的日常存在有所照亮（谷禾语）。从某种程度上说，题材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诗人的写作向度，是写作者对“诗”、对“诗美”存在的本身有多少个人、个性化的发现。一首好诗，它至少崇尚精神，崇尚个性，却一直拒绝将假设的秩序、虚伪的经验、陈旧的规则和暂定的意义强加于个性化的写作世界，拒绝对语言或其它元素作有意识的选择，并对现状的审美和秩序产生怀疑；惟其精神、惟其个性，才使诗歌的存在和嬗变成为可能。
诗歌的艺术本质上是灵魂的艺术，于诗歌而言，灵魂显示出至高无上的自由价值；这就是说，深入万事万物，肉眼看不见的世界，灵魂都看见了；在生活与心灵之间，诗歌，承担了一切痛苦，一切激情和忧伤。在灵魂和世界之间，发生着一切诗歌故事。把一切变成诗，是灵魂对这个世界的高度依托和深刻渗透。因此，一个严肃的写作者，只要他活着，必然与外部世界发生碰撞，所以，他与其生存背景的联系是自然而千丝万缕的，尽管他的阅读、观察、体验、思想、诉说和写作方式无一不具有超验性和个人化特征，但事实上，生存背景对他的影响也必然会像呼吸一样不可避免。这是一个诗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一个优秀的诗歌文本通过读者又回到写作者自己，这个看似简单的流程中，它肯定消解或涵增了一些什么。在当下，无论是诗的缺席或读者的缺席都有不啻是一个悲剧，所以我想，写作者如果缺少对生命本质的逼视和承担，而仅仅是停留在表象的滑动中，其写作的意义在任何假定下都是令人怀疑的。诗歌的尊严和文学的尊严一样不应该只是文学家们的孤芳自赏，在此时代，诗歌的尊严应该经受自由经济环境的考验，诗歌不是无关人生痛痒的、令人成为白痴的玄奥文字游戏，它之所以依然为读者肃然起敬，是因为它有力量继续为这个时代命名，表达它的创造力、智慧、想像力。它依然是一个语言营造的、可以信赖的，宗教式的心灵归属。而当下的现代诗歌充斥着太多的矫情，太多的媚俗，太多的软骨病，诗人们在相互模仿，相互湮没。我认为目前最要紧的是给现代诗多加几根肋骨，补些钙；让诗歌少一点无病呻吟，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点大爱……
在越来越物化的现代商业城市中，尘世喧嚣，物欲横流，更多的人在追名逐利，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真情和爱正在大面积的坍塌和流失……面对惊涛拍岸的滚滚商潮，诗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而面对读者，诗歌同样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肯定有两种诗歌存在，一种是媚俗读者，另一种是引导读者。有多少人、哪些人在读诗的书籍？在类似的问题面前，胡安·拉蒙·西门内斯以其一本书的赠言作了问答：“给无限的少数人”———他说得多么精彩呵！
时至今日，当我们在困境之中发出呼救，灵魂是否还可以伸出手来？是否还记得这个曾经喂养了一个民族，曾经温暖了我们心灵却又被现代人几近遗忘的人类共同的母亲，她的名字就叫做文学，叫做诗歌，叫做小说，也叫做散文……于我而言，写作纯粹是不务正业。的确，一个长期从事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警察，一颗严肃而谨慎的职业笼罩下的灵魂，似乎与文学有着天堑之隔。因此，多年以来，文学创作对于我只能是一种非常规的地下工作，在一种相对隐蔽和低调的情形之中，我踏上了一个永无尽头也永无归途的征程，我不知道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我只是一次次告诫自己，只要灵魂还没有死，只要灵魂还是醒着就依然要选择文学，选择诗歌；我的写作从零开始，但小于一。我的文学创作永远关注低层，关注那些卑微的灵魂，我主张文学要“向下，再向下……”；在我的文学作品中你能够看见一些非常熟悉而又已经被人们忽略的场景，比如《闯红灯的农民工》、《擦皮鞋的人》、《摆地摊的人》、《风中的巴士》、《暴雨中的三轮车》、《拉板车的下岗工人》等一系列关注底层的文章，能够看到商贾士绅，也能看到贩夫走卒，既能看到学生、主妇、司机、白领；也能看见下岗工人、摆地摊的人、拉煤球的人、捡垃圾的人，我知道这种创作与一些人追求的“高贵”格格不入，也与他们所要求的“贵族化”相去甚远，然而正是这些卑微的灵魂，才有了我的关注平民关注底层的系列组诗，有了我的第一本诗集《一滴红尘》。
在清晨或子夜，有一些词能洞穿你的心灵，涤荡心中叠积已久的尘埃，拂去尘世的烦扰，而显露出精神家园的本真和情怀，这肯定会是一种幸福。布衣、补丁、纺车、绑腿……等滋长在贫穷的物质时代却充塞着丰盈的精神内蕴的名词，给我们带来的震憾与感慨不谛于一次灵魂的地震。这些熟悉的词汇，在商潮滚滚的都市已经失去了它们固有的领地，那些曾经饱受恩赐的人们已经失去了当年质朴温馨与和蔼可亲的本色。商业和财富一次次将那些充满生命本色和人生情怀的精神与品质涂改得面目全非。基于上述原因，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从故乡出发的雪》中，我写下布衣、补丁、纺车、绑腿……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我不知道我究竟还能坚持多久，这一条路永无尽头……然而只要我还在走，只要我还能坚持一天，便能够从我的作品中触摸到“一滴红尘”隐隐作痛的部分，聆听到“一滴水也会疼痛”时不绝于耳的呻吟……我的灵魂，我的文字，永远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最后，我要感谢这篇文章的每一个读者，感谢阅读这篇文章的“无限的少数人”，感谢你们在这个既残酷又美好的季节里，倾听一个诗人微不足道的声音，你们的倾听和鞭策使我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幸福、尊严和一种挥之不去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