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下山之后的话
作者：宋清海
宋清海，原籍辽宁庄河。从军十七年。戏剧创作始于部队。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长、中、短篇及微型小说均有涉足。著有《鸡鸣店》等中篇小说十余部，出版中篇小说集《蜕壳》。中篇小说《馕神小传》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副主席。在江西铁路部门工作。其第二部长篇小说《猿山》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04年底出版。
写一部小说就是爬一座山。所不同的是这座山全然没有路径，全靠自己找，自己是一条新路的开拓者。爬到山顶，也就是说结稿付梓成书，没人会在山顶上住下来，再走就是下山的路了。下山的路没多少精彩的了。但下山的路走起来很累，只因爬山时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和激情，遇见过的风景再看也没了新鲜感。
在拙作《猿山》出版之后，再来谈它就属于下山之后的话了。回头望望，不禁心内空空，竟有些陌生感：爬时还觉幽谷深深，奇峰环列，却原来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山包！
这就是写作者的心态，动笔前总觉是在爬一座天下名山。可是不如此激情就不会着火，你就不会像听见奇妙的铃声一样奔了去。火焰自是美丽的，可是总要留下灰烬。这也是无奈的事。
《猿山》的写作开始于1984年，初稿成于1986年。到2005年5月10日出印刷厂，前后已历20余年。这不是有心作杰，也绝非“十年磨一剑”式的雄心与恒心，而是懒散和思想飘浮所致。在写完初稿之后，我突然发现作家对笔下的人物“权力”很有限，如果说初稿的写作是你支配人物，那么在初稿成立后就是人物支配你了。你凭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写出了人物，人物立即成为你的导师，引导你重新认识社会生活。这时候你才发现你对生活的认识很浮浅。就这样把稿子放下了。
我开始认真琢磨小说到底是什么。
我最初的写作比较顺利，凭着对出生地生活的熟悉，一味写下去，实在谈不上文学的自觉。我当时的选材其实是借助了“外力”，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改革到哪一步，自会提醒我写什么，没有独立的思考，思想是飘浮的。这样写下去，熟悉的生活和人物总有枯竭的时候，这是文学资源的浪费。
于是我停下了脚步。
我得重新认识我所熟悉的生活。在司空见惯的遮蔽下，我其实忽略了许多不应忽略的东西。我一直认定小说中出现的地名在作家心中应该是“真实的存在”，真实到你的精神一直在那里生活，一条河，你得坐渡船过去，而不能飞过去；一道小溪，有六块垫脚石，你不能只踏到五块，那会踩到水里。这是自然环境。它生长什么植物，生产什么农作物，你清清楚楚，别漏掉高粱喝不到高粱酒。更重要的还是这里生活着的人群。他们祖上从何地迁徙而来，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当地地理环境与气候有何关系，历史沿革如何，历史上出现过什么人物，地方上有何种文艺形式以及最主要的乐器，他们在感悟表达上有什么特点，民间有什么主要的节日和婚丧嫁娶习俗，在伦理道德上最崇尚和最忌讳的是什么，民间禁忌有哪些，有什么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他们的审美标准和人生哲学……等等。了解这一切，你才算熟悉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对作家而言，是小说中的一个地方，还是实有这个地方已经无法区别，也并不需要区别了。
正是对我所熟悉的那片土地的重新认识，使我获得了广义的文化背景。这背景是文化的土地，人是这土地上的生物。把《猿山》放在这个背景下去看，它缺了什么，多余了什么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但写作中常有这种“悖论”，想清楚了未必写得清楚，甚至更糊涂了。从心头到笔头的距离有时很遥远。我知道我必须再回到原先的“混沌”状态，就如不能把苹果提纯为苹果的香精，苹果的香气应该在苹果中，那才是有生机、有水分的香气。有很多时候我已忘记还写有那样一部小说，既然不靠写作维持生计，急什么呢？我曾经栽培过苹果树。种苹果的人都知道，新树结的果子酸味重，如同年轻人的火气冲，而中年之后的树果子香甜绵长。时间本身是位酿造高手。
这使我对任何一个题材都怀有敬畏之心，想发现点什么，怕忽略了什么。就养成一个习惯，写完一部小说就放起来。偶尔想起来便翻翻，如果感到还不算过时，就有些窃喜。自然也有暗自伤感的时候，1986年写的另一部长篇稿《土地的自杀》，后来就不忍卒读，不胜汗颜。生活中固然无人无事不可入小说，但题材本身是有底蕴容量差别的，能否发现相对恒久的价值，将决定作品生命力的长短。
当然，我也早发现如今爬山容易了，再险峻的山，有了索道也一飞而上。但我认为上山还是爬好。爬才能不丢失沿途景色。我在新疆戈壁里见过一种“袖珍山”，它们在千万年前是小山，历经千万年戈壁风暴的冲击，它们缩小了，有的仅有桌面大，然而那气势仍是山，峰、谷、川样样是山的精神。我还在夏季见过天山的雪线，那是雪在夏天存在的纬度界线，那也是绒如羊毛的高山草的生存界线，一白一绿，一冷静一热烈，在山顶横飞出彩线。即便是一座不起眼的山包，在爬的途中也能发现它的植物、动物、昆虫和土质。大地藏宝，无一处没有存在的理由。獐子松只存在于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黄山松若移到苏杭，只怕也会被香风熏得醉如重柳。
当然，如今人们不讲究慢慢走、慢慢看了。有一句广告词真是说绝了：我只要快乐。快乐已成为生活的准则。电视的轻松的音画时尚走进人心就是必然的了。出版业也必定受其影响，为市场而出书，出好销的书就成为无可争议的了。那么以承载思想为主要艺术特征的小说就受到电视、流行艺术和市场的威逼，你到底要什么？是生存，还是艺术？我在景德镇有一位陶瓷艺术家朋友。每次见到他总是见他在赶画。他一幅瓷板画可以卖到一万多元钱了，都是别人的订货。在我看来他画得不错了，算是名利兼得。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这画是艺术吗？画面是按订货商要求画的，完全是商品！”我理解了他内心的深刻冲突。但他还得画，他要生活，儿子在读书。
这就是物质时代对艺术的挤压。对写小说的人而言，以小说为生比画家难得多。因为所面对的市场不同，画家面对的是富有阶层，越是大画家越有富人登门买画，那同时也是投资。而小说面对的是大众。下岗工人很难去买本小说，富人又不爱去啃一本小说。这就是小说市场的尴尬。在今天，想靠写小说出名获利，对大多数写作的人而言是太难太难。
但是，写小说的人还是不少。这是小说本身的魅力。我宁愿理解这是一种坚守，是一种信念或信仰。在物质时代坚守一种精神是不容易的，在点钞机的“刷刷”声中顽强地发出另一种声音，即使被淹没，也表明了它的存在。当然，你若能使点钞机的声音变成你的乐曲中的音符，那是你的幸运。自然，这种坚守有时类似于保守。而在今天，窃以为做个保守的人比做个新潮的人更难。只是看你是不是个真正的保守者。比如树，它是个保守者，它在保守中获得了生长；比如萍，它是随波而动的，但它从未立出水面。当然，萍也没吃树那样的风霜之苦，那也是萍的选择。
所谓坚守，就是坚守小说的思想性，并把思想膨化为艺术，再还原为生活的水，滋养出生活全新的光彩和韵味。多点艺术，少点“商品”，与流行保持距离。这样做的结果肯定比较惨，或者有人承认你作品的价值，但没市场，无法开印；或者你能找到朋友赞助出版；或者出版了，但无人买。到这时你还能坚守吗？
要坚守只有一个办法：走向自己的内心。写作这一行，走向自己的内心可能是最好的归宿。这时候，写作者被迫抛开了功利心，也只有在这时候，他突然会获得自由感。自由心才是艺术的翅膀。
走向内心，并不是你开门关窗都是“小说”。小说还是有其基本规律。如同古往今来服装变化无穷，但裤子总得有两条腿。走向内心，也并不意味着小说成为一己的玩物，它还是应该对潮流发出声音，只是这声音更平和、更历史、更全面，因而也更深远。当然，走向内心并不容易，当你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总不能小说大于生存吧！未来的作家可能都不是职业的，他们有本事解决生存问题，只把写小说当成爱好，只为爱好而写作，如同有人爱养宠物，有人爱养花草。但真正的好小说也许会在那个时候产生。想想我们的古典名著都是在没有版税的时代产生的，这个问题就会明白。
我当初写小说，把文学看得很神圣。当然，今天也没轻着了小说。却把走向内心看成小说的安身立命之地，这反差好像挺强烈。其实我是对小说上“小”有所心得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当年梁启超先生在考察了西方文学之后，这位并不怎么看重小说的大学者竟发出这样的感叹：欲振兴一民族之精神，必先振兴一民族之小说。当年我在课堂上听老师说到这句话时，着实振奋了一番，当时真的想过：小说为什么不叫“大说”？为什么古来主流文化都看不起小说？谓之“稗”、谓之“小”？后来才明白：当代小说在半个多世纪里出现的问题，无论是政治的、艺术的，都因把自己变成“大说”的缘故。“大说”不是小说应该承当的，也承当不了。小说是“小声说话”，乃重“内心独白”。“小”是小说的生命力之所在。在生物界，越是体大的物种越容易消亡，越是小的物种越不容易消亡。生物学家已发现三亿二千万年前的原始细菌，它们以“假死”对付地球变迁，恢复到适宜的环境条件，又活了。这真是惊人的生命力。
既然小说如此，作家也应“处小不处大”，别总想“大声说话”。水分是弱小的，但钢铁里也有水分。“处小”才能更深入、更全面地感受社会生活，才能质疑通行的价值观和潮流。比如一山中有狼有兔，兔子肯定比狼更爱此山，也更恨此山，因山中有草供它生活，又有狼威胁它的生命，免子的感受就注定比狼更深刻。
这是我“下山”后的话，不知声音大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