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书写江西文学的集体记忆

作者：龙迪勇

　　无论是对于江西的文学创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江西文学史》都是一部期盼已久的书。对于这部书的出版，相信很多人的感受都与主编吴海的感受是一致的：“怀胎九年的《江西文学史》，终于要呱呱坠地了，那种阵痛后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见该书《后记》)《江西文学史》是对江西文学集体记忆的书写，因此，对于江西的文学工作者而言，阅读《江西文学史》的过程，也许会成为一次“返乡”的旅程——那种由文字激起的“乡愁”，或许正如荷尔德林的诗歌所说：“这是家乡一道好客的门户，／它诱人深入到那充满希望的远方。”(《返乡——致亲人》)
　　
　　一
　　
　　江西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江西的地理沿革和政权建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正如《江西文学史》的“导言”所云，远古时期的江西原为三苗腹地，后为古百越所占领。《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江西分属荆扬二州。西周分封，江西首次形成了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江西一直是吴、楚、越三国争夺的地方。秦统一中国后，江西与中央政权之间才确立了比较牢固的隶属关系，在当时的郡国建制中，分属九江郡，汉则改称为豫章郡。此后历经变革，到明代才最后确定了江西的辖区范围。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江西人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因此，“江西”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还是一个文化概念。
　　作为一种地缘共同体，“江西”当然并不仅仅意味着地理沿革和区域划分，它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基于思想文化基础上的集体记忆，而文学当然是这种集体记忆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江西文学史》一书出版之前，江西人当然也会有有关江西文学的集体记忆，也会经常自豪地谈起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等诞生于江西土地上的大文豪；然而，这些“记忆”是零碎的、片段的，这些“谈论”也是散乱的、不成系统的。只有在《江西文学史》出版之后，有关江西文学的集体记忆才是完整的，有关江西文学的材料和知识才是系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西文学史》的编撰者确实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文学工作者提供了一整套有关江西文学的系统知识，而且在于它为所有“江西人”的认同感提供了可以归依的精神家园。是的，《江西文学史》让我们感到沉甸甸的不仅仅是那80万的文字和一千多页的纸张，而是那种让人乡愁难耐而又精神振奋的“认同的重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语)。
　　
　　二
　　
　　《江西文学史》分晋唐文学、两宋文学、元明文学、清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等六编，对经过两千多年流变的江西文学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梳理和叙述。无论是对材料的取舍，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和安排，还是全书的叙述结构和叙述话语，《江西文学史》都体现出了某种见解、主张和匠心独具的阐释。
　　我们认为，《江西文学史》全书的整体构架和叙述结构是合理的，而且显示出了鲜明的特色。比如说，《江西文学史》的开篇即是大诗人陶渊明，这与一般文学史的写法是不太一样的。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写法是颇有见地的，它既符合江西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也与我们对江西文学的“期待视野”完全吻合。一般文学史的写法往往从远古开始，我国较为流行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即采用了这种写法。当然，作为“中国文学史”来说，这种写法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把一个国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交代清楚。而一部地域文学史，如果还采用这种写法，就显得有点哕嗦了，因为对于一个区域的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起源，而是特征和发展的脉络。是啊，对于一个地缘共同体来说，其最初的集体记忆不是源头上的那些还显得有些粗糙和稚嫩的文字，而是那种足以让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产生震撼力的文学作品。因此，把陶渊明作为《江西文学史》的开篇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符合江西文学史的发展实际的，因为在陶渊明之前，江西文学史上确实没有产生出色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又比如说，《江西文学史》在清代文学中把蒋士铨列为专章来处理，这也是颇具史识和见地的。蒋士铨的文学成就在清代江西文学中固然很高，但很难说是最高的，和他具有同样成就的也不是没有人在。《江西文学史》之所以把蒋士铨设专章来处理，是因为考虑到他对后来文学的影响——蒋士铨的作品具有某种“新质”，某种有如“现代性”的东西，这种“新质”，这种“现代性”，对后世影响很大。由此可以看出，《江西文学史》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安排，是以“文学”和“影响”为准绳的。
　　作为一部叙述江西文学发展历程的史书，《江西文学史》的叙述语言也颇具特色。它并不像某些史书所标榜的那样以所谓的客观、公正自居，而是有叙有议，体现出了某种研究性。比如说，在介绍了王安石诗词的成就之后，该书这样写道：“王安石的诗词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扫荡西昆体的残余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宋代诗词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应该看到，王安石有些诗喜造硬语，押险韵，或爱集药名、人名为诗等，给后代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他的词较于诗稍逊色。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李清照的话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此话显然有失偏颇。”无疑，《江西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也包含着写作者对江西文学发展历史的解释。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体现了一种更高的历史真实。是的，任何历史的叙述者都必定是人，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完全地、原原本本地再现出来，那些以客观、公正自居的历史叙述者，反倒可能是历史的歪曲者；而那些对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某种解释，从而为集体记忆提供一个门径的历史著作，反倒显得“真实”和“客观”。
　　当然，《江西文学史》的写作也不是毫无瑕疵、无可挑剔的。比如说，“导言”中对江西文学特征的概括，有些地方难以让人信服。又比如说，该书的当代部分所收作家的范围过宽，事实上，某些作家作品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现一并写入，有降低标准的嫌疑。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江西文学史》是一部成功的文学史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版，无论是对于江西本土文学的研究，还是对于江西作家的创作实践，都必将会起到促进作用。
　　
　　三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充满洞见地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是说，历史不仅仅意味着“过去”，不仅仅是一种“记忆”，也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它还体现出了某种当代意识，应该为当代的生活和创造提供根据和指南。
　　无疑，《江西文学史》所述及的作家作品已经成了江西这块土地上的一种文学传统。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保存传统，而是把传统化入血肉，化人我们创造性的行动之中。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得好：“在二十世纪，我们常常考虑的是如何‘保存’传统文化。然而，当它变成一个被‘保存’的东西的时候，传统文化已经被深刻地改变了。……‘保存’本身改变了一系列的文化文本、实体和具体实践。”(见《他山的石头——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啊，任何历史、任何传统给予我们的都仅仅是一种“记忆”，一条“返乡”的小路；可对于我们来说，除了“记忆”，还要“想像”，除了“返乡”，还要“出发”——除了“因袭”，毕竟还要“创造”!然而，“创造”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出发”也不能忘了“返乡”之路，只有基于“传统”的“创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只有源于“家园”的“出发”，才能“深入到那充满希望的远方”。不错，“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那么，就让我们沿着《江西文学史》所提供的路径，“通过艰苦劳动”，去熟悉江西文学的传统，去唤回江西文学工作者的集体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