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古代小说批评中的法制文学理论
作者：韩春萌 喻晓文
“溢恶”是一些批判性较强的作品不可避免的手法。《水浒后传论略》指出：“《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诳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饱壑，指特大的贪欲)、“传中福善祸淫，尽寓劝惩意，不可以事出无稽，草草放过。”本文作者指出了《水浒后传》作者对贪官的愤慨，肯定了“溢恶”所产生的社会批判作用。
封建时代的一些文学评论家，站在维护世道风俗的立场，对一些表现反贪抗暴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持否定的态度。《西湖游览志余》的作者田汝成，认为《水浒传》有害于世道人心，甚至捏造出《水浒传》的作者“三世皆哑”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们对法制文学的导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更多的理论家能够透过表象，从作品的深层来揭示其精神内涵，肯定作品的导向观。例如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水浒》所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文章指出了《水浒传》消极影响的一面，并进一步要求读者“伸其神理”，即把握作品的精神实质。
正因为法制文学作品存在“溢恶”现象，因此在阅读这类作品时就需要加以引导。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凡例》：“本传凡懿行淑举，皆用本名，至于荡简败德之夫，名姓皆从挽造，昭戒而隐恶，存事而晦人。”
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说得更明确：“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作者主张读《金瓶梅》必须先读前面的序文，也就是让读者接受正确的导向，强调了导向的作用。
通过对比来表现作者的导向观，是古代法制文学理论家常用的手法。例如：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传云：‘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甚矣!有《水浒》、《金瓶梅》之笔之才；而非若《水浒》、《金瓶梅》之致为风俗人心之害也!则与其读《水浒》、《金瓶梅》，无宁读《儒林外史》。世有善读稗官者，当不河汉予言也夫。”通过对比，作者认为《水浒》、《金瓶梅》有伤风俗害人心之缺陷，而《儒林外史》则有“劝善惩恶”的作用，艺术上也不在前者之下。所以他主张与其读《水浒》、《金瓶梅》，不如读《儒林外史》。又如蔡元放《水浒后传读法》：
“本传虽是承前传而作，然煞有胜似前传处。如前传所写杀人之事，固有死当其罪者，却亦有无辜枉死，令人可怜者：如秦明之家眷、瓦官寺之老僧；虽非手刃，然正如王导所云：“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用事者不得辞其过也。又如扈家庄已是通和，扈成又将祝彪解来，却将他全家杀死。至于朱仝之小衙内，更是可怜。又如鲁达之在李忠寨内掳物而逃，石秀之火烧祝家店，俱为不满人意。本传写所杀之人，或是害民，或是误国，为公议所不容。其小者亦是与山泊诸人不是旧仇，即是新恨，素怀怨隙，明作对头，且俱各有应死之处，揆之天理人情，必须杀之而后快者，这方杀得并无遗憾，方是真豪杰举动，不是残毒，不是孟浪，比前传为更强也。”
作者认为《水浒后传》的情节比《水浒传》更合情合理，《水浒传》在杀人案件的描写中，涉及到许多无辜者被冤杀的情况，这些无辜枉死总是令人心里感到不舒服。而《后传》则不同，它所描写的被杀之人都是该杀的贪官污吏，杀他们符合天理人情，从导向上肯定这是一种正义之举。
四、法制探索与艺术表现
中国古代法制文学具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对于法制文学的艺术表现方式，古代文学理论家也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现身说法”手法
如何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才更具说服力，怎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这是古代文学理论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一心所通，实又真个现身一番，方说得一番，然则其写诸淫妇，真乃各现淫妇人身，为人说法者也。”这种让人物“现身一番”以达到“为人说法”的手法，就是“现身说法”。
在具体作品分析上，古代评论家也举了不少运用“现身说法”的例子。如《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评》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吃官司，打秋风乡绅遭横事》，有这么一段评论：“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使拙笔为之，必且曰：看官听说，原来严贡生为人是何等样。文字便索然无味矣。”严贡生的“贪婪成性”不打自招，作者不著一字褒贬，通过他的行为却让人一看即明了。
运用“现身说法”手法来写人，往往可以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惺园退士的《儒林外史序》说：“《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评语尤为曲尽情伪，一归于正。”《儒林外史》人物塑造的成就，正是采用了“现身说法”的白描手法取得的。
2、关于丑恶形象塑造
法制文学中的很多主要人物，都是反面的丑恶形象。如何来塑造丑恶形象，才更真实可信、更具艺术性?《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评》第六回《乡绅发病闹船家，寡妇含冤控大伯》评道：“此篇是放笔写严老大官之可恶，然行文有次第，有先后，如原泉盈科，放乎四海，虽支分派别，而脉络分明，非犹俗笔稗官，凡写一可恶之人，便欲打欲骂欲杀欲割，惟恐人不恶之，而究竟所记之事皆在情理之外，并不能行之于当世者，此古人所谓‘画鬼怪易，画人难’，世间惟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第一回的“猛抬头见窗内有人……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等句下，有这么一段眉批：“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
对比方法在塑造丑恶形象中，往往起到相互陪衬的作用。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评》第二十五回：“薛家事尽是虚写，薛蟠娶妻诸如此类只像从他人口中道出。第二十一回上为揭示袭人之恶，写香菱委实有点过火，本回里特又再写一笔，以明其无罪。”这种正反相衬的手法，在《儒林外史》中也运用得极为广泛。
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得“善者益善，恶者益恶”。《孝义雪月梅传》第四十二回写了知县王翼为赈灾自己垫银子，公子哥侯集为女人却在途中劫银子。月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