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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旭的一点回忆

作者：何镇邦

　　打开记忆的闸门，搜寻我同陈世旭交往的近二十年的历程。同世旭虽然神交已久，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读他获全国奖的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但真正有所接触，并交上朋友应是十八年前，即1988年秋《当代》杂志在广西举办的一次笔会上。《当代》举办的那次笔会，主要地点是在两广之交被称为“小广州”的广西梧州市。记得我们先在广州集合，然后乘小汽轮溯西江而上，到达邕江与桂江交汇的梧州市，在那座美丽的小城逗留近一周，然后经贺州到达桂林，可以说游览交流都相当尽兴。参加笔会的阵容也相当壮观，笔会主持者是《当代》的负责人何启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老诗人屠岸。还有当时已相当出名的作家陈世旭都参加了，此外还有张胜友、毕淑敏，在《当代》发了一些作品的杨林林以及《当代》副主编常振家等等也都参加了，我也算其中一个。就创作成就而言，陈世旭当时是颇令人瞩目的，但是他毫不摆名作家的架子，处处事事都相当低调。在那次笔会上，世旭的平和低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次笔会的气氛特别好，大家都不争位置，不争排名的先后，相处融洽。记得从贺州到桂林的一天路程上，歌声不断。男高音常振家的“天上有个太阳，地上有个月亮”唱得动听，世旭的歌声也相当嘹亮，他经常是同老常一起唱，他的男高音比起老常来，一点也不逊色。而印象最深的是，到了桂林，由于房子紧张，他居然不顾忌享受单间或双人间，而是挤到我和张胜友的房间来，三个人同处一室，相当挤，但是给我们提供了聊天的机会。记得在桂林同居一室的那几天，我们聊了很多，从文学到文坛，从文讲所到鲁院，从江西到北京，话题很宽，无所不谈，大概就是从那次笔会开始，我们成了朋友。
　　1989年冬天，我陪同汪曾祺、林斤澜两位老先生游福建，返京路上，我折到南昌。一来我的一本评论集《当代小说艺术流变》刚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顺便去取样书并面谢出版社负责人和责任编辑；二来便是去看望陈世旭。记得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我来到世旭的家里，由于南昌没有取暖设备，天气又冷，世旭和她的夫人都只能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在干家务活。没想到，作为一个名作家，一个省文联、省作协的负责人，其住房之狭窄，生活之简朴到了这样的程度。而世旭却全然不在乎，大有居陋室、作美文之势，心安而理得，其乐也融融。据说世旭是善于干各种家务的，到他家里一看，得到了证实，于是心里更加敬佩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世旭把他八十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作家班两年的观察和体验写成长篇小说《裸体问题》，并破例地在北京举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我当然是应邀赴会的。对于知识分子题材，世旭可以说是初次涉猎，在小说文体上也有一些创新。于是这么一部作品在会上就有所争议。我注意到世旭以非常谦虚平和的态度记录着每一位发言者的意见，尤其对批评性的意见更是给予重视。我答应过世旭写篇文章评论此作，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杂事缠身，竟至于负约，这是我很对不起世旭之处。
　　自从《裸体问题》研讨会之后，我就很少见到世旭，更没有同他联系交流过。但是，我一直关注着他的行踪和创作。得知他当了江西省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成为文坛的一路诸侯，为他高兴；在一家杂志上读到他痛斥一位文坛名人摆谱拿势的短文，也为他叫好，当然也为他捏一把汗。看得出来，他那种柔里藏刚、平和与倔强相随的性格一点也没有改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似乎活得更自在，更本色，这是我为之高兴和欣慰的。对他的创作当然也是一路注意，也只能在各种杂志上。在他的长短不一的作品中同他见面交流，直到最近在《江南》2006年第2期上读到他的中篇新作《独身女人沙龙》。
　　这就是我同陈世旭交往的一点回忆，这种时断时续的淡淡的回忆，大概也记录着一种不可低估的友谊，当然也彰显着世旭的人品。
　　（何镇邦，著名评论家）
　　本专辑文字全部转载于《时代文学》2006年第四期。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