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农民的后裔
作者：林 葆
我给自己定位为准农民的儿子，不是自己不好意思做农民的儿子，而是只有一个“准”字才能够比较确切地概括出我这种农民的特殊性。“准”字在汉语中的含意比较机灵，富有弹性，是一种处于是与非之间的感觉。军衔中有准将，就是那种即不是正式的将军又比大校要高一点；就像当前的助理级，省长助理、市长助理……总是介乎两者之间。如果有人问：反过来说你是个准市民了？我也不否认。这不是我自吹自擂，我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和充分的理由。
南昌建城2000多年。建城的鼻祖据说是汉代的灌婴。南昌最初的名字叫灌城，现在南昌还有一种名酒叫“灌城春”。直到隋唐时期才由江南西道，昌盛之邦，得名南昌。当然，现在不是有心对南昌文化历史作过点研究的人是不会知道有这么层内涵，这么一种历史经历的。但南昌城在1949年以前绝对是座小城，只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才使其慢慢地膨胀，许多当年的农村也被吸进了城市。就是在这种膨胀的过程中，我的故乡逐渐消失。
我家祖上种粮也种菜，和整个中国的历史情形差不多，都是农民。不同的是一直生活在南昌城的边缘。南昌城虽小，但有做生意的、开店铺的市民，也有挑担卖菜的农民。城市和乡村似乎更像人类的生态系统。石头街上不能生大米长蔬菜，有市民就必然有农民。生产是为了消费。我的先辈们就是出入于南昌城，奔走在城乡之间的那种菜农。那时的市民与农民没有身份的区别，许多农民种粮吃饭，种菜卖钱。闲暇时，菜农们也来到抚州门上茶铺喝茶。没有门槛、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差异只是居住地不同而已。进城与回乡只有路程上的距离。直到1949年解放后，实行了户籍管理，从此，我的父母亲被划到了农民的那道圈子里，成了与市民不同身份的人群。这道界限划得很深，存在得也很久，直到现在还是农民，变化了的是过去的农村成了现代都市里的村庄。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见父辈们推着土车进城掏大粪回来浇菜园，那种独轮土车吱吱呀呀的声音出南昌城不久就能听见。至于同是一个公社的永外大队更是挑着粪桶随时进城，不到半个钟头就掏来一担大粪。现在的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包围在一片菜园当中。我家稍远点，但也只与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一墙之隔。学校放假的日子，我们被父母亲安排着帮忙，鸡啼二遍就起床，挑着一担蔬菜进城去叫卖。南昌市内的抚河桥、建德观、佑民寺等等大街小巷都是卖菜的码头，都传播过我那充满稚气的叫卖声；读小学、中学时，清明节给烈士扫墓，排成的队伍要穿过八一大道，走过八一大桥直到瀛上的烈士陵园；学校包电影都是在工人文化宫、百花洲电影院、洪都电影院……即使如此，我们也否认不了自己的身份———农民！我们的户口是农业户。我们种蔬菜供应给南昌市的居民，属于菜农；我们也是靠国家供应粮油，但城里人吃的粮食叫商品粮，我们吃的叫回供粮；城里的堂哥堂弟们来了，喊我父母亲做乡下叔乡下婶。我们把生产队种的新鲜蔬菜捆好洗净，然后用大板车运到城里去，送给各个菜市场，丁公路菜场、墩子塘菜场……看见鸡、鸭、鱼、肉以及腐竹、豆干、酱油等等，摆在菜场的货架上却买不到。国家发给我们的所有票证，只有布票可以全市通用，其他票证只能在郊区开设的商店使用。所以，尽管我可以经常坐在市内的电影院内看电影，经常在南昌百货大楼买布、在南昌服务大楼吃包子，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见当时江西省最高的建筑———江西宾馆，睡在床上，可以听见沿着青山湖疾驰而来的火车在铁轨上的震撼声……但无法跨进城市，我们依然是农民。
那时候天天听广播看报纸，知道国家说了很多要消灭城乡差别的道道。那么多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以为很快就要消灭城乡差别了，但差别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只有参军退伍后才可以安排工作，于是很多农家子弟踊跃报名参军。但有一年，据说是一个当副总理的农民对毛主席说：农村退伍军人都在城市安排工作，那么多的土地谁来耕种？毛主席就取消了农家子弟退伍到城市工作的政策。农家子弟读书最多到高中，然后社来社去……农民还是农民。能够把农民封锁在城市之外的就是那本户口簿。别小看这个本本，那是一道我们无法逾越的屏障。我初中毕业回乡劳动，恢复高考后，我考入学校读书，参加工作，但在农村劳动的那些年不能计算工龄，而下放知青自下放那日起连续计算工龄。有一次，我向厅办公室主任提意见，我在农村劳动那么多年，为什么不算工龄呢？农民的儿子也太吃亏了。主任说：“谁叫你是农民的崽！”我说：“农民的崽当年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呀！”主任说：“农民的崽七八岁就放牛也计算工龄？”我说：“咱们江西那么多老红军都是农民，自从参加红军那日起就算革命史，我怎么不可以呢？”“那你也去当红军嘛!”当然，主任理直气壮的背后是国家政策，我有理说不过是因为没有政策。如果不是国家有所谓的政策规定，我何须与他争辩？他又何以能振振有词?
荀子说：“群而不分则乱”。人有了差别才会变得老实，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会承认自己跟人家有距离。后来我想想，农民与居民也确实应该有差别。中国人都是农民出身。那些早洗脚上岸的农民当然要比还在农村跟土地打交道的人聪明，懂得先进。但差别到侮辱人格的程度也就是极大的伤害。你是农民，长得再英俊也不可能找到城里三流姑娘作老婆，农民的女儿长得再漂亮也只能嫁给城里三流的男人，甚至是残疾男人。城里的男人找了乡下的姑娘，生下的儿女不能随父亲落户城里，只能跟着母亲变成新一代农民。城里的好男人怎么会爱上乡下的好女人？这样森严的城乡差别，城里的姑娘怎么会用目光关顾乡下小伙子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市民与农民，只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座大山，你搬不走它，也翻不过它，麻木不仁，自认命苦。我们村里有句俗话：“乡下的辣子（好男人），抵不上城里的瞎子。”
当一个城里人是儿时最崇高的理想！
我称自己是准农民，实在有点自我夸耀，其实，我就是农民，至少二十岁前是农民。是为了摘掉农民这顶帽子，在一个农村青年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冒着失婚的危险考出来读书。我觉得最叫我感到压迫的就是农民这个称呼。农民这个词给我太多的苦涩，给我太多的委屈，给我太多的失望，我要像脱下旧衣裳、甩掉破鞋子一样，将农民这个烙印从身上除去。但我没有想到时代的脚步这么迅捷，发展的浪潮这么汹涌，我亲眼目睹故乡渐行渐远，我像被时间和速度在眨眼工夫推离了故乡几十年，很多很多眼前的事转眼间成了回忆，而我也拼命地在思念。此刻，我才发现自己身上有挥洒不尽、涂抹不了的农民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