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子夜》里四小姐的“精神焦虑”透视

作者：周爱华

　　四小姐惠芳游离于《子夜》的宏大叙事主流话语之外，她经历了从传统农耕文化下的日常生活到都市现代生活的转变，在异质文化模式的夹缝中尴尬地生存,从而导致个体产生“精神焦虑”和人格裂变。茅盾把自己的乡村生活记忆与都市体验投射到了四小姐身上，虽然着墨不多，但心理透视的深刻却使这一人物形象具有血肉和光泽。
　　
　　一
　　
　　四小姐惠芳的故事是到上海后展开的，之前的乡下生活处于文本空白状态，没有直接具体的描述，但读者凭着自身对乡土中国的了解，依据四小姐保守的穿着打扮、乖谬的言行举止以及从她朝夕照护的封建礼法的卫道士———吴老太爷的身上，能够解读出她的乡村生活情景。可以想见，四小姐生活在一个以自然经济为背景的、几乎与外界隔绝的世界。四小姐一直陪父亲吴老太爷住在乡下，“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她困守书斋，几乎足不出户,从未与外界建立起逸出日常生活的交往。再加上吴老太爷“已经是‘古老的僵尸’”，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感应能力，从小到大，她耳濡目染的是吴老太爷对《太上感应篇》的虔诚膜拜，受到的是“金童玉女”的封建伦理纲常教诲。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一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所接触到的文化观念对其价值观或人生目标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四小姐早期的这段生活经历深深地积淀在她的内心深处，随着时间的迁移，保守的个性心理结构就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墙基”上逐渐建构起来。所以当她突然随着吴老太爷进入繁华、喧嚣的大上海后，那种与封闭凝滞的日常生活世界融为一体的心理定式必然受到极大的冲击。
　　初到上海，四小姐的装束引起了时髦的二小姐的嘲讽：“四妹，你这一身衣服实在看了叫人笑。这还是十年前的装束！明天赶快换一身吧！”四小姐自以为最“时尚”的装扮在上海人眼中却是不合时宜，土得掉渣了，这种窘迫使她只能无力地替自己辩解：“乡下女人的装束也是时髦得很呢，但是父亲不许我———”
　　四小姐也曾乐观地想像自己将融入新的生活，成为都市人，很显然她低估了昔日生活对她根深蒂固的影响。她一方面固守着精神世界中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吸纳上海工业文化中的现代文明因子来改造自己，正是在这种对传统中的自我的无奈背离，使她成为新的生存条件下的社会的“边缘人”，成为一个生活在传统守旧与现代文明夹缝之中的彷徨者。
　　
　　二
　　
　　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个体的文化环境处于创伤性的变化状态或不统一状态，当一贯信奉的坚定信念受到怀疑与动摇时，他就会无所适从，体验到深刻的焦虑。他必须努力在自己心理内部找到勇气和力量的核心，作为重大抉择的标准，以免产生人格萎缩和病态焦虑。四小姐无法做出自己的重大抉择，所以注定要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导致这种焦虑的具体原因有：
　　
　　（一）家园感的丧失
　　构成四小姐“心灵家园”的要素有：（1）乡村旧式宅院。这不仅是她身体的栖息场所，能躲避自然界的风雨,也是她心灵的寓所，能为她带来安宁。（2）简单自然的日常交往。四小姐到上海前生活在封闭和狭窄的自然村落，大部分的时间困守书斋，她的日常交往主要局限在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之中。（3）父亲的权威。吴老太爷在乡下的家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与子女、仆人之间是不平等的交往关系，这种权威也使四小姐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她伴随父亲过着心如止水的生活，没有反抗的意识。
　　但到了上海以后，一切都变了：吴公馆拥有一切豪华的家具设备，但这些东西是外在于她的，使她头晕目眩，所以她住在豪华的吴公馆，却有“不在家”的感觉；复杂而喧嚣的人际交往常常令她无所适从；在上海现代生活的参照下，父亲的迂腐暴露无遗，父亲受不了都市的刺激猝然死去，这一切使她心目中的父亲形象轰然崩溃，她失去了精神支柱，成了精神上的弃儿，所以在上海生活了两个月后，四小姐强烈地要求住回乡下去，“不让我回乡下去，就送我进疯人院罢！住下去，我迟早要发疯的！”一切都充满了危险、混乱、偶然性，是她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不在家”的焦虑表现。
　　
　　（二）空虚和孤独
　　四小姐与哥哥吴荪甫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相互陌生，互不理解，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纪的人。她对作为工业界巨头的哥哥有的只是畏惧。当她想向哥哥倾诉心底的苦闷的时候，“像一个影子似的踅到他的面前，在相离三尺许的地方站住了，很惶惑不安似的对住他瞧。”这个孤独的少女偶尔得到哥哥温和的脸色，“蓦地感到了久已失去了的慈母的抚爱。”但是这“温和”就像彩虹般美丽却转瞬即逝了。因为身为企业家的吴荪甫，“只觉得四小姐在老太爷的身边太久，也有了老太爷那种古怪的脾气：憎恨近代文明，憎恨都市生活；而这种顽固的憎恨，又是吴荪甫所认为最‘不通’的。”所以他对四小姐异常严厉，他专制地断然拒绝四小姐住回乡下去的哀求。四小姐试图冲破封闭的自我，进行敞开心扉的交谈，但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在这个深感异化的世界中，四小姐体会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空虚和孤独感。为了消除焦虑，四小姐在豪华的现代公寓中，闭门诵读吴老太爷遗留下来的《太上感应篇》，“老太爷遗下的《太上感应篇》现在又成为四小姐随身‘法宝’了”，她做起了闹市中的“修女”！她“希望借此清心寡欲，减轻一些精神上的矛盾痛苦”。
　　
　　（三）人格结构的内在冲突
　　弗洛伊德把人格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本我不受逻辑、理性、社会习俗等一切外在因素的约束，仅受自然规律即生理规律的支配，遵循快乐原则行事；自我是意识的结构部分，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它总是清醒地正视现实，遵循“现实原则”，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对本我进行控制和压抑，从而挽救它免遭灭亡；超我是禁忌、道德、伦理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宗教戒律的体现者。
　　现代都市生活唤醒了四小姐的自觉意识，都市男女“自然地谈笑戏谑”，刺激了同样处在青春期的四小姐的性意识的觉醒，“她觉得那是很惬意的”，“本我”要求冲破伦理道德束缚，遵循生命本能的快乐原则。然而已经内化了的道德禁忌和伦理规范却竭力来抑制“本我”，“她心里有一根线，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根在那里的一根线，总牵住了她，使她不能很自然地和接近她的男子谈笑。”“她恨这根线，然而她又无法拔去这根线！她就是被这样感情上的矛盾冲突所折磨！她想躲避，眼不见，心不乱！可是她这样的苦闷却又无处可以告说。”“自我”受到了“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的三种危险的威胁，四小姐做起了“荒唐的梦”，这些梦“弄得她颠颠倒倒，如醉如迷；便在这短短的夏夜，她也矍然惊觉了三四遭”，这些梦正是四小姐被压抑的性欲望的某种替代性满足，而且在闭门“静修”中，她“以为不是梦而是真实”，出现了幻觉，在臆想中“她猛可地全身软瘫，像醉了似的”。精神分析学认为，幻想源于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所有的幻想都是对某种欲望的满足，幻想是对我们所不满的现实的修正。当幻境消逝后，四小姐由于性的苦闷以及文化的精神压迫，旋即又陷入焦虑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小姐惠芳是茅盾用现代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昔日乡村生活，塑造出的一个在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夹缝中生存的彷徨者形象，通过对她的隐秘心理与行为的展露，作者直逼人物心灵最深处，加深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