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集体记忆：旗帜与符号
作者：张锐强
中学大学期间，我接触最多的文学作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俄苏，二是日本。托尔斯泰，果戈理，肖洛霍夫，川端康成，夏目漱石，二叶亭四迷，住井末，芥川龙之介，等等等等。当然这不是我的主动选择，更大程度上还是被动接受。因为当时能找到的书籍，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向。俄苏文学走俏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文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大抵也是因为政治。1972年，中国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基本上算是最早与我国开展正常邦交的国家。
世界上最好吃的饭不是猴头燕窝山珍海味，而是小时候妈妈经常做的饭。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我对俄苏文学和日本文学感情依然很深，它们对我的影响也最大。影响之一是，以川端康成为代表的日本文学那种带着淡淡感伤的唯美然而有些悲观乃至绝望的情绪，现在依然左右着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影响之二是我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印象格外美好。俄罗斯广袤的平原森林景色迷人，伏特加、鱼子酱和格瓦斯是美味佳肴，苏联红军则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他们要么像《第四十一》里的女战士马柳特嘉那样大义灭亲，毅然击毙自己的爱人、试图逃跑的白军中尉郭鲁奥特罗，要么像恰巴耶夫（以前译作夏伯阳）那样智勇双全，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救火队员。当然，婚外恋是得到默许的，没有任何一个风化警察会横加干涉。在《查密莉雅》中，因为出现了一个单身伤兵丹尼亚尔，女主人公的丈夫萨特克被描述成一个不尽情理、不会尊重妻子的夫权主义者（很有意思的是，萨特克此刻也在前线打仗。这就是苏联此类小说比我们更高明的地方。如果在我国，萨特克不是地主出身，至少也会是富农。什么职业都可以，惟独不能是红军战士），于是她的婚姻得以在这个基础上，顺利实现优化组合——小说的结尾是，查密莉雅和那个“全部家当就是那件破大氅和满是窟窿的靴子”的“无亲无故的流浪汉”一起，离开了自己富足的婆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那个惟一的男性准尉跟房东大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第三者插足。这也在某种程度增加了苏联小说的魅力。
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老歌唱家唱苏联歌曲《小路》，唱到最后几乎泣不成声，我在屏幕之外也感觉鼻子发酸。当然，我的情绪跟她不尽相同。她这么激动是因为这歌本身就代表着她的青春时代，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年轻时代所经历的许多人许多事；那情况就像一个流浪他乡多年的游子，在陌生的街道上忽然见到了小时候妈妈经常做的小吃。你想让他不激动不亲切都不行。
相信有这种感受的不仅仅是我自己。它属于共同的一代人。这是一种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最顽固的记忆，就像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集体记忆也是最缺乏客观性的记忆，因为它完全是个体经验的集成。集体记忆的力量无比强大，所以那位老歌唱家才会泣不成声，原本可以作壁上观的我也会鼻子发酸，很有点看唱本流泪的意思。但尽管如此，集体记忆所包含的信息中，可能更大程度上还是虚假与错误。
集体记忆是个体经验的集成，但要说明白，那绝对不是单纯的个人经验，实际上是被人选择加工之后的个人经验。就像果汁不仅远远不能代替水果本身，甚至其中的色素还有可能危及饮用者的健康那样。从水果到果汁，表面上看来只有一字之差，实际上却是天壤之别。建立集体记忆的基础，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媒体和出版物。它们众口一词，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形式与过程可能有差别，但结论永远相同。就像流水线上生产果汁或者干菜，将原来的信息归类整理，然后按照一定的逻辑或者提取或者剔除，最后浓缩风干，呈现在受众面前。就这样，一个个原本水灵灵的信息，经过媒体流水线的加工，简约成一面面旗帜或者一个个符号。在它们不厌其烦的灌输下，人们被动或者主动地接受着，一个个虽然不甚确切但却令人深信不疑的集体记忆很快就变得深入人心。
集体记忆每每让我无限温馨。因为它给了我无限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招摇过市，而不必担心会被人当作异类乱棍打死。但从大的方面来说，集体记忆更大程度上恐怕还代表着不幸，如果从文化的层面来考证的话。因为错讹百出，集体记忆实际上就是集体无记忆。正因为有了基础广阔的集体无记忆，才会出现文革中暗无天日的集体无意识。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历史上还有过更加荒唐的集体记忆。比如林则徐，作为第一批放眼世界的清朝地方大员，竟然也相信洋鬼子没有膝关节，腿不会打弯。这个判断，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与英军的战局。再有就是轰轰烈烈的义和团。漫山遍野的人赤膊上阵，吞服朱砂念念有词地向八国联军冲去，结果却并没有神灵保佑，一个个饮弹而亡。
集体记忆的始作俑者，一般都是上层。旧时统治者为了统治需要，总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过有时官方也会通过更加隐秘的方式，借助民间的力量建立集体记忆。京剧里的重要行当之一青衣又名“正旦”，按照这个逻辑，老生不仅可以称为“正生”，简直可以叫“正角”，凌驾于其余的全部行当之上，因为整个老生行当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惟一的例外，也就是那个陈世美。《桑园会》里的秋胡调戏几十年未见的妻子以试探其节操，虽然很伤人心，但也只让观众觉得荒唐；《游龙戏凤》里那个调戏良家妇女的正德皇帝，行为举止不仅不可恨，甚至还很让人亲切。之所以如此，不能不提到京剧的源流。京剧最早从表现帝王将相发端，而表现他们的行当，当然只能是老成持重沉稳练达的老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谭鑫培这个伶界大王在京剧史上的地位，也有历史造就的一面。王瑶卿和后来的四大名旦之所以伟大，则是因为他们能从老生行当的光芒之下走出来，让旦行取得发展）。为了突出帝王将相而将老生行当摆到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京剧是典型的民间艺术这不错，但是如果没有官方的默许，它也很难发展起来。当时，艺人经常进宫演出，据说慈禧本人都有过票戏的经历。很难想象，得不到主流意识形态默许的戏，能继续演下去。不过，这可能还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应该注意到，戏曲（不仅仅是京剧）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要勾脸谱的。坏蛋是白脸，好汉是红脸，多么简单的符号。京剧对集体记忆更加重要的贡献，大概就是它因此创造（也许应该叫派生）了一个词，脸谱化。
我们周围的人和事，都是复杂的、有血有肉的高度集成化的信息总和，而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符号，这原本应该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实际上却一直得不到承认，一直被忽视，一直被误读。非黑即白，非左即右，非好即坏，非上即下，一个个对号入座，从没有出现混乱。其实远非如此。在两极之间，更多的还是中间状态。这一点，数学上的概率论已经提供了证据：任何事物的变化概率都呈正态分布——两极的概率远远小于中间状态，也就是莫泊桑在《一生》中所说的：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的那样好，也不像意想中的那样坏。这种中间状态让我想起了一个词，中庸。这个词曾经一度痛遭诟病，但现在看来，可能还就是生活真理的精髓之所在。不过，要违抗集体记忆是很难的。很多人都不敢不肯或者不能承认这一点。对于习惯于作顺民的国人来说，张志新、遇罗克等，都是前车之鉴。他们于是自觉有理由三缄其口。这就使得能够走出集体记忆的迷雾、建立个体记忆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思想家，哲学家，作家，总之都是些有胆识的文人。
在多数人眼里，作家的职业也许曾经神圣过，但更大程度上可能还代表着神经质，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有病。我觉得这个集体记忆倒是难得的真理。撇除其中的感情因素（这一点有人身攻击之嫌），这个判断一点都不错。作家是那种需要从别人熟视无睹、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人和事上寻觅题材——也就是不正常——的一种人。如果别人觉得正常他也觉得正常，如何能写得出作品？既然思维方式跟多数人迥然不同，那么一顶神经质或者有病的帽子，也就算不上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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