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守望乡土中国的精神家园
作者：周 鸿 李伯勇
在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评选中，江西作家李伯勇及其作品《恍惚远行》以扎根现实乡土，力图写出现代性观照下南方土地之魂等特点，受到全国文学界、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被誉为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我刊曾于２００５年７月号、2006年７月号刊发评论文章对《恍惚远行》予以推介。此文为《江南都市报》记者周鸿对李伯勇的专访。
——编者
在文坛上，我是一员老将，更是一名新手
记者：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评论家雷达评价这次小说排行榜最大的特征是推出了一批新人，并举了你做例子，您认同这一说法吗？
李伯勇：我认同。在文坛上，我是一员老将，更是一名新手。所谓老将，是指我年龄大，今年58岁，而且从事写作26年，从1980年发表作品到现在，创作了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等共300万字作品。所谓新手，是我在文学的道路上一直默默无闻，与同龄作家比，出道较晚，1998年成为江西省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获江西省文艺“十佳”称号，但从未进入文坛的“关注圈”，直到现在才算在全国崭露头角。
记者：“中国小说排行榜”是专家评的，有评论家把2005年誉为“21世纪的第一个中国长篇小说丰收年”，这使得此次小说排行榜的评选较之往年更加紧张激烈，你的长篇《恍惚远行》却能够在如云高手中脱颖而出，是否出乎你的意料？
李伯勇：多少有点，这倒不是我对自己的作品不自信，而是我做人做事向来比较低调，写作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情感和思想的表达，而且我的写作注重内在的思想和精神，心理刻画较多，难以打动缺乏耐心的现代读者。至于要获什么奖，我更没有去刻意追求，我认为自己这样写根本不会得奖，我只希望能出版。作品写完后，我把它寄到几家出版社，也许是内容尖锐，又是乡土题材，加上自己在全国“无名”，都未得接受，我也有心理准备。在此我要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的勇气和眼力，让它得以一字不改就面世了。
文学的使命及其价值，不但要有否定性的批判，更要有肯定性的建设
记者：《恍惚远行》并不是直接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反映的也不是热门的题材，现在回过头来，你认为能上排行榜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它有什么独到之处？
李伯勇：《恍惚远行》虽然没有紧跟时代潮流，但它是以现实乡土生活为题材，扎根于现实乡土生活。我觉得乡土创作应该出新，但一些即使叫好的乡土小说还是停留在生活表层上。当时我在县检察院得知一个结婚不到60天用斧头砍死无辜妻子的凶案，又从县法院得知一个神经不正常的青年农民死于乡里的集体暴力，非常震惊，这都是很好的创作素材，可我不停留在“问题”上，以我对农村的熟悉和关注，自然想探究背后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通过到山乡实地采访和观察，发现实际情况比任何丰富的想象都要复杂而严峻，十年浩劫不仅在政治上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祸患，它的遗毒（如斗争思想两极思维）还殃及人们的精神层面，尤其是像大山深处这样异常封闭的生活空间中的农民，这种精神上的病症久久难以消散。农村弱势群体受到不公正对待，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可以说我偏重从文化的角度反映民族（农民）在社会转型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从广义上讲，我认为自己反映我们民族心灵的现代塑造，就是时代的主旋律。
记者：有人评价你的作品可贵之处是以思想的重量见长，即能突破欲望层面：由家族、乡土、政治文化进入民族灵魂，而且摆脱了传统的国民性批判的老路子，提出了个体精神构建的思想，让人看到希望，从而成为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而据我了解，你生活在赣南的偏僻山区小县，视野怎么能有如此开阔性，思考又如此富有深度性？
李伯勇：这要归结于我的经历、阅读和思考。我1967年高中毕业后，因文化大革命1968年作为知青下放在上犹县一个偏远的山乡，1979年底才进城做了工人，先是建筑工人，后是水泥厂工人。下放期间身心受过惨烈的磨难，历经最艰苦的农活，后来做了所在生产队一致推选的队长。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家属孩子还在农村，分有责任田和责任山，农忙时还得回家参加种和收。作为实实在在的农民，我真切地体会了农民的真实情境和命运；作为一个“老三届”，我又常常站在农民之外，思索农民——我们民族的命运。我觉得我的这段经历不能白费，不但要写出来，还要写出骨力，为民族的现代化转型贡献自己的一份思考。为开拓视野，我邮购并攻读古今中外富有人文精神的书籍，不仅有小说，更有文史哲一类的前沿书籍，凡是到手的书我都读，每天保持50页的阅读量，这样我能站在思想和文坛的制高点审视身边的人和事。我深切地发现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主体性（现代条件下的精神建构）其实是不到位的，这种落差在社会转型期体现得最为强烈，如一些小有文化的乡村青年喜欢到乡里游逛，希望得到乡干部起用，下岗工人没事做就茫茫然，就上访找政府，相当一部分人欠缺自主地应对变革生活的能力，他们不曾意识做自己的主人，被过时的思维方式毒害。我们不难发现，越是弱势群体牢骚怨恨越多。
今天之花源于昨天之木，我搞文学创作，就含有这种“精神勘探”的愿望。如在创作《恍惚远行》之前，我抓紧读和重读如《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等一些社科书，还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书。我并不是专读国外书，对好些国内学者有质量的好书我也认真看。我认定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思想和思维的影响，个体农民的精神状态严重“营养不良”，但是一些后果却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应得到同情，我们应表达义愤。
但我不想走过去那种国民性批判的老路子，认为不管国民性批判，还是红光亮歌颂，一是不真实，二是缺乏现代性，而乡土的现代性——现代精神品格，正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也是乡土小说继续存在的理由。已经失去了健康根性文化的现时农村，应该依靠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我以为，文学的使命及其价值，不但要有否定性的批判，更要有肯定性的建设。《恍惚远行》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追问和探索，也就是在对弱势群体“精神之熵”的挖掘的同时，张扬乡土中正在生成的现代人格精神。
农民的朴实和坚忍性格，帮助我克服了浮躁
记者：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坛也充满浮躁和功利，大多数作家把目光放到了都市新贵、白领丽人、边缘人物、新新人类等色彩缤纷的城市生活状态上，乡土题材几乎被人忽视，像你这种甘于寂寞，淡泊名利、长期扎根乡土的作家并不多见，这一路走来，是不是很辛苦？是什么支撑你坚持到现在？
李伯勇：我生活、工作在最基层，生活清贫，写作非常艰难。特别是90年代，我由中短篇小说转为长篇小说创作，这个时候改革加快，生活动荡加剧，社会性的浮躁加剧，置身其中，我也同样受影响。虽然保持每三年一部长篇的创作速度，但连写了两部长篇，都没出版，当时找到多家出版社，有的提出要出一万元，而我一个月工资才四五十元，老婆待业在家，两个小孩读书要钱。当时文坛低迷。接连的碰壁和挫折，这都让我一度悲观。但农民的朴实和坚忍品质，帮助我克服着浮躁，我不动声色地向乡土深处掘进。
我克服浮躁的一个办法，就是下乡。山乡的沉静让我震动，也让我感动。在《恍惚远行》构思成熟可以动手写的时候，我还觉得缺少了什么，于是我再次奔赴边远的高山草岭，我想观看那里壮观的牛群，同时感受大草岭的静穆和大气。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新的人物原型，更让我振奋。我更从心灵上感知，乡土的现代性早就在乡土之中。我觉得，一个民族要卓然立于世，就必须深入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大力弘扬和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维护和提炼自己的民族个性，这也正是我作为作家应当肩负的一份责任。当前国家关注“三农”问题，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方针政策是对的，也提得非常及时。但我认为，如果不从精神层面上改造农民，不能真正消除三农问题的那些文化上的诱因，单是在经济或制度上用力气，恐怕还难以让农村旧貌换新颜。
记者：《恍惚远行》评为2005年度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作品，可以看成你的创作获得了成功。对今后的创作有什么新打算。
李伯勇：二十多年的历练，让我更成熟和稳重，并养成宁静的生活习惯，不会因为一时的成功或出名就改变自己。乡土是我的根，我的情，今后将继续写自己熟悉的体验过的乡土，而那种炙手可热的官场、反贪、城市小资的题材，不是我的强项，我也不愿写，时间于我可耽误不起。我甚至认为，真正富有现代意味的中国乡土文学的高潮，还在后头。我按照每年10万字的既定目标创作，不仅要写，而且要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现代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思想和精神上，让现代性融入人物的血肉灵魂，也成为作品的灵魂。乡土与传统相连，更与现代性、前沿性相连。在乡土小说创新上，我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确立自己的创作个性，我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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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评论家对《恍惚远行》相关评述：
雷达（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恍惚远行》塑造了几位乡村父亲的形象，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部贫困山乡的生存，有深切的精神审视。他的作品对乡土中国的重新审视，那份独到的大气、从容、沉静的风度，都注定了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汤吉夫（作家、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恍惚远行》对乡土中国的重新书写，真正体现了当代长篇小说多元化的艺术特色和中国长篇小说的真正实力。
吴义勤（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李伯勇的写作是健康而沉着的。《恍惚远行》透过严酷的乡村生活环境叙写精神失重状态下人们的追求与幻灭，贯穿了高尚而痛苦的乡愁和以丰沛的生命力量重建理想生活的强烈渴望，他的文字里流淌着感时忧世的道德热情。
谢泳（学者、评论家）：《恍惚远行》透过严峻的乡村生存境况，深挖其精神之痛，同时继续从边缘地带，探寻并张扬健康个人化生存的乡村自由情怀和现代精神，它扎根于乡土又超越于乡土，贯穿一股丰沛的生命意识和思想力量。
李建军（评论家）：《恍惚远行》叙写人在精神拔根状态下的善与恶、罪与罚，显示出作者高尚的乡愁痛苦和重建理想生活的强烈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