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一代女杰，一曲悲歌
作者：吴志昆
古称庐陵的江西吉安，宋、明两朝文风鼎盛，人杰辈出，尤其是忠肝侠骨的奇烈之士，独标异格，屡见青史。宋高宗与权相秦桧合谋屈膝事金，青原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直责高宗“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要求斩秦桧以谢天下，被流放岭南甚至当时天荒地老的海南之南端，犹作词“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南宋灭亡之际，青原文天祥誓死抗元，兵败被俘，前朝宋幼帝、新朝元世祖忽必烈以及文天祥之弟、之女、之妾轮番或逼或诱或哀以劝其降，而文天祥唯求一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嘉靖间永丰人梁汝元(自改名何心隐，历史上流传是此名)在自己家乡以宗族为单位建立了一个对抗王朝与世俗的类似现代人民公社的“聚和堂”，持续十年之久。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称为“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这何心隐师徒俩的“师”，即永新人颜钧。颜的同门赵大洲得罪权贵，受廷杖，下锦衣卫狱，贬广西荔波，颜护送其从北京至广西贬所；其师徐樾战死云南，颜又前往寻骸归葬。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如此大空间的长距离奔波，只能证其人格之伟、风义之侠！
明季清初，安福乡间有一出身士大夫官宦世家的美丽少妇，以柔弱的女性之躯，肩起救亡复明的大任，尽管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但一区区小女子敢担道义，勇赴国难，策马驰骋疆场，提笔激扬文字，巾帼压倒须眉的气度风神，则似一道闪电划过历史的天空。
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这些似真似假、半史半文的“不爱红妆爱武装”的中国古代女杰的历史人物，借助诗歌、戏曲、民间传说，一直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刘淑英，这位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抗清复明的安福女杰却湮没在岁月的尘烟中。
土生土长的安福籍中年作家姚波烈，他在出版了多部曾获全省“谷雨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的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之后，潜入这段距今300多年的乡土历史，写出了长篇电视文学剧本《大明遗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正如本书扉页引前人在刘淑英诗文集序中所叹：“有明之亡，纪纲先弛。下陵上替，兵悍将骄。虽萃千百忠臣义士烈妇贞女赴之以死，莫能挽社稷之沉沦，事虽不成，志足悲矣！”《大明遗恨》绘的是一代女杰奇志悲歌，而叹的是王朝灭亡之无可奈何！
该书亦虚亦实，浓墨重彩地写了刘淑英人生二场重头大戏：作为少女的淑英，因父蒙受东林党之难而与魏忠贤阉党争斗的刀光剑影；作为少妇的淑英，在国破家难之际，毁家举义，壮怀激烈的金戈铁马。刘淑英之父刘铎，明天启刑部郎中，当朝的皇帝是朱由校，即明熹宗。据后人对明史的研究，这也是一个和他的父辈一样不喜欢治天下的主，除了皇帝的职业特长玩女人外，他还有一个特癖：喜好并精于做木匠。“匠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一个迹近文盲又精于匠作的木工却贵为天子，除了“尝于庭院中盖小宫殿……玲珑巧妙”自娱自乐外，就是如当下某些官员热衷于拆了建建了拆地操练土木工程。皇帝不理朝政，皇权旁落于奶妈客氏和太监魏忠贤之手。士人和国家意识极强的官员就发些议论，甚至激烈的议论，熹宗则“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明史》卷22)，最著名就是天启二年的大禁书院引出的“东林党案”，刘淑英父亲刘铎亦在受害被杀之列。本书绘神绘色地演绎刘淑英父女与魏党之间的忠烈奸佞、君子宵小的斗智斗勇，笔墨游刃于正说戏说之间，故事延宕在可叹可读之中。熹宗23岁暴亡后，其弟朱由检，即位崇祯帝，尽管励精图治，但终不能逆挽明朝覆亡之大势。一个腐朽的王朝末世，注定了刘淑英的以忠君为爱国的这位女杰的英雄末路，举义无功，复明无望！而令人扼腕长叹的还在于刘淑英最后落了个父死、夫亡、子夭的结局，家国双重悲剧一次次的打击，遁入空门的刘淑英郁郁离离，终于中年而殁。美女，才女，侠女。国破，家亡，玉殒。悲也夫？恸何如哉！
刘淑英本是个淑女，才女，一个世代书香官宦人家的掌上明珠，自幼熟知诗书礼仪，在她为亡父整理刻印的文集和她自己流传至今的诗文可以窥见她的家学与学养。她本可以优哉游哉在樟乡的山水田园中怡然，如她的诗“一林翠竹诗人来，几树梅花孤鹤回，山下平原旷无际，闲心犹把白云裁”；或在故乡风物中寄情，如她的咏荷花：“散作一池霞雾，空余水胜香。”或在诵经读史中发些感慨：“列名榜上胜封侯，唐宋科名重也不？惹得深山无隐士，终南捷径最堪羞。”而她从淑女、才女变成侠女、烈女，一是地域文化使然，如其父辈皆十分景仰文天祥(有其父与父亲的乡友们唱和诗为证)，二是世事时事使然，正如刘淑英自己在过湖南汩罗所写的诗所云：“偶过汩罗水亦香，从来国难有忠良，昊苍终是怜奇烈，兰芷荃荪万古芳。”易言之，国难当头一定要奇烈忠良一回，这就是刘淑英这么一位庐陵女子合乎逻辑的良心律！
掩卷之余，我不禁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在饱受神权、皇权、族权压迫之外又加上夫权至上、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仅是男人的附庸和牺牲品的古代社会，安福山村何以会冒出这么一个奇女子，这可能吗？答案是肯定的，是各种历史偶然机率的结果吧！宋以后，国家的政治权力与士绅的知识权力，共同建构了社会观念与道德的同一性，如皇权的合法合理，根深蒂固地在乡村士绅话语中生长；复杂多变的晚明，尤其是万历朝以来，文化繁荣，连西方的传教士利玛窦都从广东、经江西到达北京，为皇朝所信赖。虽有天启二年东林党祸，不久崇祯又解”党禁“，整个社会思想信仰相对自由；刘淑英所处的时代、地域，更是王阳明心学形成的大本营和流传了数百年以后，吉安的士绅和民间荡漾着一股刚烈的豪气。
《大明遗恨》是继邱恒聪先生《大唐歌飞》后，江西吉安作家对这块神奇土地耕耘的又一次历史题材的不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