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回到内心的故乡
作者：胡颖峰
范晓波如此义无反顾地从沿海回到内地，并且回到了比内地更内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心。一打开他的散文集《内地以内》，我们就可以读到这样的表白：“我追求过高薪，是因为我曾以为成功人士都是幸福的人；我之所以最终选择内心，是因为我发现成功改变的往往是生活质量而不是所谓的生命质量。”“生命质量，一个比内心还虚幻的词，它却实实在在地干扰着我对人生的取舍。”(《内地以内·自序》)他是如此强调个人的内心生活，类似的表达反复出现在他的散文中，构成他写作中激动不安的内在表现，让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作家，是如何在创作中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目标，那就是——不断地为内心阐释，为那些深浅不一地照进内心的现实阐释。
一个人的足迹再远，终有涯际。而内心的宇宙，东西南北，古往今来，却是无限的深远悠久。写作，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以人的内心生活作为其直接的养分的。而且，每一个作家内心都有一条通向写作的“隐秘通道”。经由这条隐秘通道，刺激着思考，驱使着想象力奔驰。每一位作家最终都属于这条“隐秘通道”。在这个个人回忆录的年代，书写自我就是作家要打开这条隐秘通道的时候。我们看到，范晓波的内心探索旅程是从书写“地方”开始的。有些人的书写起点是爱情、痛苦、权力或家国，他则是描写“地方”。他书写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鄱阳)和现在正生活着的地方(南昌)，他还写其他匆匆经过的地方(比如深圳、上饶、顺德、北京、赣东北的县城等)。他书写地点的迁移和漂泊，书写记忆和时间的轨迹，这一切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为了捉住、保存和返回过往而写作，不过他真正写的是“逃亡和回归”：在他所有的作品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主题了。
逃亡的主题：对内在自由的体验
在范晓波看来，“青春的历史就是逃亡的历史，从大众的命运模式里逃亡，从缺少期待感的复写材料般的单调中逃亡，从不被自己满意的自我里逃亡，而这一切的前提往往是：从故乡逃亡”(《逃亡与回归》)。在他的散文中，他不厌其烦地多次写到自己的逃离，写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从故乡逃到异乡。正如他自己所说，逃离的经历，尤其是逃到广东沿海的经历。让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改变很大”，_他发现“这个社会太疯狂了，从病态地尊崇精神，突然变为病态地尊崇物质”(《南昌的孤独与爱》)。在顺德这个“到处是工厂，没有油菜花”的地方，他写下自己对家乡“最销魂的相思”，心中打开的是一幅湿意和诗意都很丰沛的江南画卷：“无边的油菜花和几株烟柳笼罩在凉丝丝的雨雾里；水田里禾苗在噗噗地喝水，青蛙和鱼在水沟里悄悄怀孕：一头在栏里憋了一冬的水牛，抖动着枯涩体毛尖端的雨星咯吱咯吱啃啮着汁液横流的新草……”(《本命季》)。他又这样描述举家从广东逃回南昌的壮举：“我带着爱人、刚学会走路的小女儿坐上北上的火车时，脑袋里浮现一些二战电影里的镜头：犹太人在德占区经历九死一生的逃亡后，终于踏上了开往中立国瑞士的火车。没有被硝烟熏黑的绿色山川从窗外波浪似地滑过，刺激着他脆弱的视网膜，他努力控制着内心翻涌的幸福，眼泪终于没立即滑落下来”(《南昌的孤独与爱》)。这些丰富的内心视象和情境，分明让人看到人的心灵的开悟。“逃亡”让范晓波拥有了做报刊编辑记者、企业文化经理等多种人生经历，但更重要的是，“逃亡”对他来说，已然不是地点的迁移。而是对内在自由的体验和考验，是精神状态而非物质状态的变迁。
我们看到，正是逃亡让范晓波常常置身一个个新的生活现场，让他能找到写作的触点，感受不同以往的人生与世界，他对南昌的书写便可看出这种影响。在《内地以内》中，他写下了种种生活在南昌的感受，有孤独有寂寥，也有爱和温情，《南昌的孤独与爱》可谓是对这种生活的一次集中书写。在这篇散文中，他写自己最初来到南昌时作为一个过客的独特体味，是这样的生动有趣：“我发现南昌和我刚刚逃离的县城一样世故，它的方言霸道而粗俗，说我爱你就像是说我杀你。男人们到了夏天喜欢穿布鞋打赤膊，女孩们大都不相信爱情，但喜欢吊着男人的膀子去街头吃颜色恐怖的麻辣烫……”他写自己在南昌生活多年后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也是真实可靠的：“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情感和认知，也许要到了七年之痒才会积淀到一定的宽度和厚度。七年了，远方拉近为原点，异乡演变成家乡。”南昌这座城市在他内心的演变过程，经由种种人与事的铺垫，传达出深浅冷暖的质感，而作者内心复杂纠缠的情致也得以立体凸现。
也许正是为了将触角伸出这个真实的世界。所以他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作家写作常常是为了逃离这个过分真实的世界，尽管结局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或者从来也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世界，只剩下书写本身而已：作家藉写作来了解自己的身份，藉写作给自己偷溜的机会。一个作家，他自己的生活必须处于此种意义上的“逃亡”才能达到精神深处(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晚年的托尔斯泰为何不断逃离封闭窒息的家，也可以理解韩少功七年前毅然决然地“归隐乡村”)。
回归的主题：精神的归途
除了从甲地到乙地这类空间上的逃亡，人在时间纬度上也需要被流放。童年是人的伊甸园，人逐渐远离自己的童年。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那里。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精神家园，人都不可能重返。但对故乡，人又无时无刻不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就如刘小枫所说，“‘故园’并非仅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但并非人人都有自己的‘故园’。严格来说，‘故园’是个精神性的语词，其中凝结着某种弥足珍贵但失去了又无从寻回的气息”(《蒲宁的故园》)。
范晓波在“刚离开家乡，就开始了从异乡到鄱阳的精神回归”。由此可看到，作者逃亡的精神方向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的，即退回内心的故乡。他说，自“2000年以来，我开始在稿纸上构建属于我的鄱阳。从我的出生地——我妈的老家柘港祥环村，到只去过一次的莲花山潘村、我工作过的油墩街中学：还有鄱阳镇的每个角落：芝山、高门码头、沿河路圩堤、解放街、鄱阳中学的老教工宿舍……3年间我写了二三十篇关于鄱阳的作品”(《逃亡与回归》)。在这些作品中，他书写故乡的每一个角落，书写故乡的点点滴滴。他用回忆把捉内心体验过的时间。似乎过去的一切仍然是生命赖以开始的起点，是被缚心灵重获自由的必由之路。
对范晓波而言，故乡鄱阳就是他的“乐园”：“外公、外婆的形象是完美而温暖的”，以至于“在我成年之前。我想像不出，他们也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少年荒唐事，也有许多普通人的毛病和痛苦”(《一个时代的背影》)；三个好朋友是令人想念的，在他眼里，“属于我的鄱阳，是一座三个人的县城”(《三个人的县城》)。故乡的油菜花，“呼出的氧气湿湿地滋润着我的鼻孔。又通过呼吸道到达干热的肺，我想象着肺叶像吸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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