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从前的物什
作者：邱 林
煤 油
八九岁，十来岁，一个冬天的午后的样子，大约是，过去了的事一旦存放在时光的线谱上，就有了几分美丽的残缺。
街头商店门口的一堆油桶，吸引了初民哥和我。这里的一旮旯、一草木，我们都熟悉，也玩腻了，只要哪里多了一堆新物，或店员倾倒了一撮垃圾，对我们这些家住小街又贪玩的孩子而言，具有无比的诱惑力。油桶，斜躺着的二三只，横卧的三四只，直端端的五六只，像打了败仗的鬼子，乱作一团。绿色的铁壳上，写了好些字，红色的黑色的都有，只有“煤油”二字，我认得也记得很深。它属紧缺物类，普通人要凭票才能买到。搬运路上无法避免的碰撞，原本圆鼓鼓的桶子便有了满身的沟壑，碰撞越重，沟坎越深。
这让我立马想起一幅图景来，拖拉机突突地爬到这里，冒着浓烟的气管才停止了喘息。几个汉子呼呼地闯上车厢，接着轰隆地滚下这一只只油桶，沉闷的撞击声，是对他们粗手粗脚无关痛痒的怒吼。
一只斜栽着的油桶，淡黄色的油渍从盖口的缝隙处渗出来，贴着桶皮下方汇集，那样地少，但很有力的样子。终究要走出桶沿，油水长成了蚕虫般大小的珠子，冬阳的映照，让它发出珠宝样的莹光。转眼，这珠子拖长了尾巴，长长的一线，终于断了，断了的，叭嗒着还原在土地上。很快，桶沿的油珠赴汤蹈火般的，一滴连一滴，极有节奏意识，也有次序感。我听出它们的滴落有声音，很柔弱，是不舍，是无助。
油渍一大片，已不是一只油桶的渗漏所能企及的。在雨水过后划下的蚯蚓状的沟沟儿内，煤油洇浸了两岸，流出老远。
初民哥在离煤油发源地十几米的地方，刨了个碗深的坑，截断了去路。他叫我回家拿一只瓶子一把调羹来，他说他守着。我于是知道了他往下想干的事。
初民哥是我的一位堂兄，大我三四岁。家里的穷让他只断断续续地读了不到两年的书。他轻轻地将调羹插进聚集在坑里的煤油中，我注意到他的脸蛋绷得紧紧的，像在较劲，两眼忽闪忽闪，盯着手中的调羹。调羹缓缓地离开了油面，在坑的上空作一瞬间的停留，让溢出来的油滴在调羹的底部重又滴落到坑里，一滴二滴三滴。琢磨着不再有油滴了，他的左手才牢牢抓住瓶子，就上去，一调羹油便稳稳当当地倒进瓶里。完成了这些动作，他的脸才算舒展开来，接着又来第二次。初民哥边舀边说，你家一瓶，我家一瓶，爷爷奶奶家一瓶，能舀到三瓶就好了。有这一瓶油，煤油灯明亮着，大人和孩子围坐一起，为着明天各做各的事———夜里的家，该是怎样的温馨。大人这个月的油票，可以压在枕头下，留给下个月了吧！
何况一瓶，就那一滴，都了不得的。那时的夜晚，漆黑了好一阵子，大人才点着油灯；吃过晚饭，大人又催促孩子早早上床。没有别的，灯芯里抠了一点算一点。
商店门口站着两个店员，不近不远地看着我俩，也闲扯，我不时地扭过头看他们，生怕他们过来把油罐踢了去。我听得他们中一个说，肥皂可止得住漏油；一个说涂了，没用。他们说归说，可始终没搬动油桶一下，其实那很简单。
到断夜，初民哥和我真舀了三瓶煤油，满满的。
那条细小的油沟，在那个夜晚好像一条宽阔的河。
鸡 腿
鸡最结实的部位，精瘦的肉，皮也好，不费力的咬头，落一肚子的爽。多想吃啊，小时候的鸡腿。
我看到这样的场面，不止一次。家里客人来，八仙桌旁坐着，喝茶。忙乎了一阵的奶奶，从厨下端来一碗面条，这面条里，隐藏着一条鸡腿，外加几块鸡肉，只等待客人的发现。这，不是我要说的，往下的事会令现在的孩子匪夷所思。客人呼呼吃过面条，鸡腿鸡肉的仍留在碗里，一块未吃。奶奶责备起来，说你留着做么嘚？客人则称吃饱了。声音在平和中来往，像面条，横直黏糊在一起了。
一般说来，鸡腿过长，放在碗里，会露出腿骨来的，客人一看便知是主人的看重，他必先主动找来一个碗，把它挑出来，再满心地吃那面条。这似乎已成惯例，都说是农家，一年到头杀不了一两只鸡，这东西金贵，消受不起。往往，没有鸡腿，便有鸡肉，即便没有了这两样，也有猪肉鸡蛋的，反正有一点，全当主人的盛情。客人会过意不去地找个说辞，善意地推托出不吃的原因，而让主人痛快地接受。
这样的事情，多发生在正月。那个时候，这样的推让在家乡的每个家里上演着。这带着多种元素的表现手法，这暗示着农家贫弱的推让声音，书写了那个年代的生活轨迹。世俗的魔性一旦有了某个规矩的诞生，等待的便是遵循了。客人碗里的残留和主人的客气接纳，跟他们经受的相同命运关联着。
一条鸡腿与客人的短暂会晤，往往会有七八次之多，原本白皮红肉的鸡腿，碗内碗外的折腾到最后，已经开始皮也开肉也绽地变了模样，破棉絮般地披挂在一根酱黑色的腿骨上了。
当这样的捣乎快要远去，如我年龄的孩子看到墙壁上的大字报，只留下少有的残片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的书包鼓囊起来，太阳也那样的明朗。原以为，好吃与客道只有在回忆中寻找，我却偏又在书中与之相逢。贾府的富有，让刘姥姥端端地长了一脸的吃相，一介村妇的她，只要跨进高贵的门槛，便不再有忸怩的情状。吃碗鸽子蛋，一颗蛋丸到了嘴边竟然掉在地上，闹了个哄堂大笑。
我禁不住也笑。我常想，人为什么一旦被看重就轻飘起来？自己走过的那个年代，甭说吃鸽子蛋这样的富贵品，听都没听说过。正月我去亲戚家拜年，母亲和奶奶的叮嘱常提醒着我：除了面条，其它都留着。它让我学会了一点什么。
之后也当然还读到其它一些，伤痕文学是那个年代精神层面的一种投射，做客农家，碗内留下鸡蛋的表述，在章节中也是有过的。电视上展示的更为直观，父子做客，儿子小，想拿桌上的糖果，父亲的大手把那小手扒下了去。至今我才明白，留下鸡腿舍去一次享受的机遇，在当时的恍惚之中，一定有一种善的力量在起作用。只是推移到当下，要保有这种超越行为本身的行为，我们还有代价付出。
那时，作为客人的我，在亲戚家笨拙的模仿，常可获得大人的赞许。往往，有了这样的首肯，没吃比吃了鸡腿都兴奋。“鸡腿短，鸡腿长，留给客人尝。”我还记得这句儿歌。
翻 薯
翻薯，这是奶奶发明的词根，有一种微微的声音在，以此表达一种肢体动态的本真劳作。最朴实的词总是为简单明了服务的。
还是大冬天，记不清是晴是阴，或有晴有阴，大地似乎是被岁月遗弃的弱者，衣不遮体地躺在我低矮的视野里。山冈上，一块被下放知青收获过的旱地里，一只只红薯躲藏在黄色的土层，探头探脑地向外窥视着。奶奶一锄下去，把它给翻了出来，我一把抓住，习惯性地双手一捋，带须沾土的红薯就赤裸着身板睡在竹篮子里了，傻乎乎的样子。
我无比恐惧地向四野远望，生怕有人贼样地发觉了这里的秘密，那样，他们的肆虐就会取代我们的从容。还真有一男一女，知青模样的人，从大队部方向走来，我叫埋头翻地的奶奶看，有必要作着什么准备。奶奶说他要让他拿去，总比烂在土里好。奶奶的语气极平淡，好像什么也不会发生。她的表情，让我读出了我们一老一小的行为，与那个时代只有在批斗会上吼出的最为惊心的字眼无关。
尽管如此，我依然担心他们的到来准会让奶奶手中的锄头在空中划个句号。
他们跳过几条地坎，惊飞几只在觅冬食的鸟，站在地头看几眼干得如此专注的祖孙俩，又摇过头看过远近几块地，然后叽哩呱啦地对了几句话。我听不大懂，但知道话中的意思，那意思是这祖孙俩翻地捡薯是如何的有意思。急得满头大汗的我，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来得急去得也如此地快。
土地从来就是季节的奴隶，它终日地沉默不语，对劳作的人那样地服从，自己的示弱，积聚了人生存的那份幸福。我把红薯个挨个地摆放在篮筐里，还数着数，一只，二只……十几只。珍惜是因为农人耕种的艰辛，因为粮食得来的不易。
旱地有薯有花生可翻，多发生在知青种过的土地上，他们的随意常常让奶奶收获到意外的喜悦。也是他们刨过的薯坑，往往的某一条根须伸向了别处，在它再也无力行走的地方，便有一颗薯在落脚，像失群的小鸡。土面一个小小的拱包，便是暗示。奶奶就这么翻着，抡着锄头，块块薯地花生地挨排挖。她的两只小脚印在身后翻过的碎土上。累了，她也直起身，看我一眼，见到孙子稚嫩地做着机械动作，她禁不住地笑。我常常在奶奶的甜笑里陶醉。
红薯是家乡除去大米之外，农人吃得最多的一种食物，家家户户都要种一两块自留地的。早上的米粥里，切它几块煮上，薯甜米汤香；午间的饭下，垫上几颗，熟了，满屋子飘着薯味；吃剩下的，奶奶备在碗里，等孙子下午饿了好吃。奶奶靠这样翻来的一筐筐红薯，填补了家里粮食的不足，还能洗上一大包薯粉。一冬要是能翻上几箩筐红薯和一竹篮花生，在那样的年代，那是一个农家一年的生活中，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我至今记得奶奶带着我晚归的情景。她挑着担子，三寸金莲的小脚，迈动细碎的步子，颤悠悠地在山梁上走来。在我走过的路上，这是夕阳里最美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