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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或无需遗憾
作者：李 耕
出于对前辈作家廖伯坦的敬重和欲以在文学界略略透释一点曾在文学领域作出过奉献的老作家廖伯坦何以长期“低调”未出并表遗憾，未经伯坦同意，在伯坦尚健在时的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我以《遗憾》一文刊于某报副刊。《遗憾》的主旨，无非是作为伯坦的知友，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何以未能复出而遗憾，也略含对往事的艰涩回忆。短文的内容可概入以下三点：
已近四十年未读到廖伯坦的小说及其他文学样式的文学作品了。无论从什么角度掂量，都是一种遗憾。
六十年代初，我读过伯坦兄当时处在艰难境地并写于艰难岁月的《这个女人》的原稿与铅字清样，但这篇文采斐然的小说，却被当时“左”的文艺思潮扼阻在作品付印之前，此后，作为伯坦曾同样处于艰难时刻的朋友，就连这样的难以面世的手稿也难得拜读了，这当然不是伯坦一个人在当时的遗憾。
从五十年代中期始，廖伯坦的作品便遭到不公正的抨击。当他的《马大夫和他的儿子》在《文艺报》深受好评时，伯坦已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遣赣北荒山野湖接受“改造”。长期无奈于劳役的苦重，长期无奈于意识上的矛盾和煎熬，长期无奈于自己的生命在岁月的蹉跎中流逝。销声匿迹，当不会是伯坦当时的甘愿。我这才知道，一位可能有大作为的作家的泯失，其背景何其复杂，而因之所形成的某种属于文学或文学史的遗憾，岂会是作家自身担荷的苦难并无奈于一种被泯失而长时期“沉默”的状况所可完全诠释的。这是廖伯坦的遗憾，但又绝非是廖伯坦一人的遗憾。
《遗憾》一文中所涉及的本应注释的种种场景与细节，时过境迁，似觉不必详述，但《遗憾》中有一句话有必要在此文中重复一下，这便是，伯坦的“作品，深蕴鲁迅笔意。鲁迅，是当时伯坦心目中的偶像，而伯坦，却又成了四十年代江西年轻一辈进步作者的偶像”。一九五七年后伯坦的“陷落”，或曰“偶像”之在我等心中的失落，便让人感到，长时期文学领域之“荒芜”，并非是作家个人遭遇之不幸而使我等长期未读到伯坦作品的常觉遗憾的一种遗憾了。
伯坦先生七岁始读“四书”、“五经”，十九岁入之江大学，二十岁东渡日本留学。一九三二年发表散文诗《小品四章》（时年十七岁）。十八岁时的一九三三年，便有小说《我所认识之怪人———某名士》刊于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同期刊出作品的作家，除鲁迅外，还有老舍、郁达夫、俞平伯与周谷城等。三十年代的《申报》副刊、《大公报》副刊、《人世间》杂志及四十年代的《前线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及黎烈文、章靳以主编的《改进》杂志，经常刊出伯坦的小说、散文、杂文和散文诗等，并为国内文学界所瞩目。所以有鲁迅先生的“江西有个廖伯坦”一说，可以看出当时关注廖伯坦的已不仅仅是鲁迅一人了。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江西文坛的作家、诗人，当然还有远在京沪的白采等人，而留在本土又从事进步文学活动而且成就卓著的作家，如果“遗落”了廖伯坦，是不是应该看成是一种属于文学记忆的遗憾呢？
遗憾之尽管就这样留下了“遗憾”，而伯坦生命的后四十年虽未能尽其才智为他一生热爱的文学事业留下片言只字，但伯坦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初与中期所写的，为今日所搜集到的二十八万字堪称之经典的作品，我可以从内心说出一句并非是自我“慰藉”的话：伯坦的一生，或曰其文学的一生，无需遗憾！
当下，我无需以一些自命为“著名”作家的“著名”者的作品与伯坦十七八岁时刊于《论语》的作品相比，就像我这样一个年已八旬的老作者，十八与八十，岂止是年龄数字上的落差。伯坦的才华、学养，伯坦的审美智慧、艺术魄力及洞察当时社会所具有的心力目力及胆识，其中当然还包括伯坦的文学个性之独异，文学品位之精善，我李耕有吗？我李耕能有吗？再说一句，伯坦于十八岁时之一九三三年，当《论语》杂志向全国作家、作者悬赏征文时以自己的短篇小说《我所认识之怪人———某名士》荣获第一名，十八岁时的李耕及年已八旬的李耕，能有这种能耐吗？
文学作品之于作家，当可以当代论当代或以当下论当下，但在历史的平衡木上，保有在历史的一再淘洗中，才可峥嵘出作品的真正亮点。作家的一生，虽是永恒时空中之一瞬，而有的作家，即可在创造性的生命中让历史窥见他的创造性踪迹，即使被一时埋没而隐遁于“野”甚至自我“低调”到忧患生命的最后一刻，是金子的，毕竟会出土闪光并体现作家整体人生的文学价值与生命价值。《廖伯坦文存》的出版，也许不是伯坦生前的遗愿，但这是历史的“索求”，一种“金子”的不可继续被埋没的“索求”。
我一九四六年与伯坦先生初识直至伯坦的谢世，无论是处在白色恐怖时黎明的前夜或若干升平岁月，无论是处于风浪时刻或荒滩严寒之雨雪暗途，伯坦在人品上给我的一贯感觉是“一元”的，也就是说，是一贯厚道的、质朴的、真诚的、宽恕的、睿智的、认真的、觉醒的一位真正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的作家或知识分子。隐己之秀而从不张扬，助人以善而不求回报，在“风浪”中独排谬误而坦然出言并不惜“负罪”于个体经受的艰苦岁月。当历史证实自己的文学观念是辩证的、是具有远见的、是完全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时候（如伯坦最后发出的一篇被批为“毒草”的文章《我看鲜花与毒草》便是一例）却从未听伯坦以自己往年的正确来评说往年若干“随风而动”者的是非。伯坦这样的为人为文，这样的修养，不正是今日有些人嘴上所津津乐道的“德”吗？但今日又有几人能在自己的一生中真正像伯坦一样做到这些呢？这里，我不是在议论“世风日下”之世态，而是在说我在六十年中所认识所结交的文品人品已臻完善的前辈作家廖伯坦。
伯坦先生已辞艺术十年矣！
遗憾，或无需遗憾。
何谓遗憾？又何以谓之不需遗憾？伯坦的文学的一生与伯坦的人生之一生，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注释。
伯坦作品在，伯坦依旧在。
伯坦作品在，伯坦便依旧活在曾热爱过他作品的读者的心中，活在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和他的众多的学生心中。
附：廖伯坦（1916—1997），江西奉新人，笔名廖人旦、牛伯先等，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系。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小说、散文、杂文、散文诗在《论语》、《世纪风》、上海《申报》、《大公报》文学副刊及《现代文艺》、《改进》、《前线日报》副刊发表，成为当时国内活跃的卓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之一。解放后，曾任江西省文学工作者协会（省作协前身）副主席、江西省文联创作辅导部副部长、江西省文化局创作室副主任，1957年错划为“右派”。1963年后，在江西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