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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灵魂的现实投射
作者：侯长振
发表在《当代》杂志2007年第5期上的长篇小说《高兴》是贾平凹的最新力作。小说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以刘高兴为主人公，也涉及了城市底层各种人群，如刘高兴的同乡五富，其他拾荒者黄八、杏胡夫妇，城市乞丐石热闹，妓女孟夷纯等。他们之中，有的是想得到城市的身份认同，有的仅仅是出于养家糊口的需要，有的则是怀着冤债孽情替兄复仇，怀着各自的梦想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如果我们对作家之前的《秦腔》有所了解，一定会认为《高兴》是其姊妹篇。如果说《秦腔》展开的是一群在家园中生活的农民，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挣扎的心灵故事的话，那么《高兴》无疑是在继续追寻这些开始脱离自己的土地到城里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关于乡村与农民工的小说，其实在时下并不鲜见，但贾平凹的高明在于，他不仅真诚地展示了这一存在于城市边缘群体的生活世界，而且更是要通过这些多少让人心酸的故事表象去捕捉他们的精神图像，以及他们的命运交错与心灵变迁。
在谈到小说的创作动机时，贾平凹在小说的后记中说《高兴》的主人公是真有其人的，名字就叫刘高兴，是他老家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同村一个院子长大的好伙伴。原名刘书祯的刘高兴当年当兵复员后回村继续当农民，后来迫于生计领着儿子进城打工，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在西安靠拾破烂、送煤为生。有一次刘高兴终于找到贾平凹，便聊起在城里的生活现状。贾当时试图听到儿时朋友的悲苦倾诉，没想到对方却还是那么幽默，给自己新起名“刘高兴”，给儿子新起名叫“刘热闹”。这一典型形象让贾平凹深深陷入沉思，因此有了写《高兴》的想法。小说中刘高兴这一形象是现实与艺术的高度融合，承载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沉思考：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大量涌入他们梦中向往的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人性在经受严峻的考验，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所具有的忧患意识让人感动。刘高兴在征服城市历程中的艰难，昭示了一代农民寻求城市梦想进程中的犹疑、困惑与无奈，无疑具有着很大的典型性。
刘高兴是一个生存在困惑与希望之间的农民工形象。生活于商州清风镇农村的他同许多农民一样过着勤奋但依然贫苦的生活，甚至娶不上媳妇。在用被迫卖掉一颗肾给城里的一个大老板后挣到的钱盖起两间瓦房准备迎亲时，对象却嫁了别的男人。这件事情带给他不小的打击。于是他怀揣着梦想来到大城市西安，用他的话说就是“肾在西安呼唤我，我必须去西安”，成了一个准城里人。其实刘高兴在村里叫刘哈娃，似乎天生乐天派的他进城后干起拾破烂的营生，并起名刘高兴，来纪念进城的壮举以示与旧我的告别。于是，刘高兴便整天乐呵呵的，他喜欢五富叫他高兴，“越叫我高兴我就越能高兴”。进城后的刘高兴颇有点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以准城里人自居，永远看不起同伴五富、黄八等人，更不要说石热闹了，尽管自己的生活境况并不比他们好多少。但他总是乐观着，自慰着，憧憬着，坚守着。除却拾破烂，他以吹箫来自娱，并永远让自己处于思考之中，以此作为苦中取乐，同时也是作为区别于五富等人的主要标志。尽管吹箫与思考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改变，但他自足自乐，倒也过得快活。
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似乎奏效了，他这样劝慰五富同时也是在劝慰自己，“既然来到西安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像的那么好，却绝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你就觉得看啥都不一样了”。人应当有尊严地活着，尊严从哪里来？首先便是不自轻自贱，诚实而乐观地生活，这是刘高兴得以“高兴”地生活的法宝。从这一点看来，刘高兴深知精神胜利法的精髓，并实现其超越。此时的刘高兴就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
与《阿Q正传》中的阿Q一样，小说的前一部分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刘高兴的生存态度之后，刘高兴也恋爱了。恋爱对象是27岁的妓女孟夷纯。其实从他进城后便有了一个所谓“美容店”情结———他偷偷喜欢一个美容店里穿高跟鞋的女人。为此还买了一双高跟鞋，放在他出租屋的高跟鞋就成为他每天睡觉前的精神安慰与情感寄托。但当他得知自己奉为女神的女人竟是妓女时，他简直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而是不愿相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明知是妓女，却又无法自拔，如《西厢记》中的张生般相思成灾。一进自己租住的小屋，看到墙架板上的高跟鞋，小孟（孟夷纯）的眉眼，扭身的姿势，笑起来时的牙齿，以及牙齿中间闪动的舌尖，就全出现了。而把高跟鞋塞在床底，每天早晨一睡醒，第一个能想到的仍还是小孟。当孟夷纯承认自己是妓女，刘高兴仍不肯相信，“眼睛那么纯净的会是妓女？世上的妓女哪一个能对别人说自己是妓女？”自己许久以来建构起来的纯洁之塔就这样坍塌了，尽管他不愿接受这种残酷，可这是事实。无法接受却仍然要接受，这是刘高兴的性格，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爱情也不例外。孟夷纯的身世、经历，以及她的真诚倾诉，击中了他这个男人心中最温柔的部分，使他义无反顾地为她的所作所为开脱，最终坦然地接受她，确切的说是爱她。“她是妓女，但她做妓女是生活所逼。她不清白，在这个社会，谁生活得又清白了呀？！”接受她，爱她，因为他们是一路人———生活都得煎熬，但心性高傲。但他永远处于矛盾与困惑之中：他无法忍受自己心爱的女人出去接客但又无力拯救她。或许，此时的刘高兴真想变成他一直认为的另一个他———韦达，以实现拯救并完全把孟夷纯占为己有的目的。他曾经煞费苦心的设想过许多他和孟夷纯两人的生活，也曾那样无私的倾其所有去帮助孟夷纯。但他与孟夷纯之间是所谓爱情吗？两颗孤单而又苦命的灵魂的自然契近，或者说是孟夷纯无奈的选择而已。因为，面对困难，她在这座城市里首先想到的依靠是韦达，而不会是刘高兴。最终，孟夷纯的被抓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早已注定的必然结局。因为，刘高兴绝不是孟夷纯的理想选择，这个苦命却又要强的女人喜欢的是韦达一类的城市成功者，只不过韦达绝不会选择她而已。最终，她只能以被抓而退隐，留给刘高兴的恐怕会是永远的痛，要知道，刘高兴人生的第一次感情都无私地投给了这样一个原本不爱自己的女人。孟夷纯身上维系着刘高兴们对女性温暖慈悲的理解与向往，同时作家也是把她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来写，但从人物的塑造来讲无疑是不成功的。
刘高兴、五富，还有韦达，三人是对照而存在的。其实，五富（包括黄八）和韦达的形象构成了刘高兴性格中的另外两个层面，三者共同塑造出作品中立体丰富可信的刘高兴形象。如果说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的刘高兴是奋斗者、梦想者的刘高兴的话，五富便是刘高兴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接受贫穷却又永远充满抱怨。而韦达这一城市成功者无疑代表了刘高兴企图征服城市获得认可的最高理想。刘高兴总是自觉地把自己与五富和黄八区别开来，自视自己为“异类”。在他眼里的五富永远处于被拯救被嘲弄的地位，他嘲讽他的无知、愚蠢和审美感悟能力的低下；嘲讽他永远无法摆脱的小农意识，和不思进取的鼠目寸光。五富代表了农民工身上自轻自贱、懦弱的一面，把自己置于最低处，仰望城市，永远不会想到去征服城市获得认同。刘高兴代表了新阶段农民工身上积极向上的一面，寻梦于城市，梦想着为城市所认同，尽管这种“认同”的过程异常艰难，但从未放弃对城市的征服。其实，刘高兴也有类似于五富等人身上脆弱的一面，“我之所以能当着五富的面流泪，是那一刻我突然地为我而悲哀。那么多人都在认为我不该是拾破烂的，可我偏就是拾破烂的！”不无自怨自艾。而到小说的结尾处，当得知五富即将死去的那一刻，这种虚弱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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